李慎之：不仅仅是不懂民主：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误解”及其历史后果

20241005

中共在抗战期间并不曾以国难当头为理由而主张限制人权暂停民主，反而主张扩大民主，加强民主。这仅仅是一种策略或权谋吗？它是不是一场蓄意的骗局呢？大批左倾青年为中共这些口号所吸引投身中共，是不是上当受骗呢？李慎之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关键在于，在当时，“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作为一个口号，民主很时髦，但真正理解其意义的却寥寥无几。

李慎之指出，若仅仅是不懂民主，问题还不算太大，后进国家的优势在于有现成的榜样可以遵循。如果中国能够向西方老老实实地学习，依样画葫芦，虽不中亦不远矣。当年印度对民主的理解又能有多深刻呢？但它依然成功实现了民主转型。

八*九民运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即使八*九民运取得成功，中国仍然不会真正走向民主，因为参与和同情民运的人真正懂得民主的不多。但李慎之指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蒙古和阿尔巴尼亚在民主转型时，既无市场经济，又无中产阶级，既无富于经验的反对派组织，又无略具规模的市民社会；然而，这些国家都成功实现了民主转型。由此可见，一般人在讨论民主的社会条件或前提时，往往容易陷入片面与武断的陷阱。

当年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中国人不仅仅是不懂民主，而是对民主有严重的误解。也就是他们很糊涂，却自以为很厉害。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对西方的民主抱有轻视态度。连孙中山都曾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更不用说一般左倾青年了。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强调民主的阶级性，批判现有的民主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李慎之指出：“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

左倾青年既然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顺理成章地，他们便把苏联视作民主的样板。同样顺理成章的是，左倾青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当作了民主的圣地。李慎之写道，在当年的左倾青年看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经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它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因此，到了1949年，随着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极权统治确立，然而在左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实现——当然，是“延安式的民主”。在这里，责备共产党食言，背弃了民主的承诺，其实未必准确。因为共产党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话语”（New Speak）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产党兑现了它许诺的“民主”，而它许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极权。

五十年代初期，冷战刚刚拉开序幕，西方国家自称“自由世界”，共产国家则自称“民主阵营”。许多共产国家甚至刻意地在自己的国号里加进“民主”二字。事实上，凡是在国号上写有“民主”二字的，都是共产国家（也就是说，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国家）。例如，当年的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在今天看来是莫大的讽刺，可是在当年，在一般左派的心目中却深信不疑。

李慎之的反思揭示出，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误解远远大于他们对民主的无知。这种误解才是问题所在，这使得他们对中共所宣扬的“新民主主义”充满幻想，认为通过革命可以实现民主。实际上，他们追随的是一种建立极权统治的革命道路，而非实现政治自由与权力制衡的真正民主。这种历史性的误解导致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陷入了与专制相拥的困境，最终促成了极权体制的确立。

赵晓评论：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误解，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后果。历史表明，对民主的误解远比对民主的无知更具危害性。但真知从何建立呢？最应该肩负责任的或许是中国教会。第一，教会要教导真理与真知。第二，中国教会共和与民主的治理实践，有望成为中国自由与民主的学校，就如同托克维尔所讲的《美国的民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