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新探——从亚当·斯密到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

作者：赵晓

国家间的贫富差异是个事实，今天世界的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30—50倍。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揭示了一个国家富裕的奥秘——自由市场经济。亚当·斯密认为，通过让个人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将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财富的增长。与斯密同时代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则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这一研究，他提出保障“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是“看不见的手”得以运行、国家得以繁荣的根本。这些早期的学术探索为我们揭示了国家富裕的基础。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并非国家繁荣的唯一要素。历史、制度、文化等因素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财富积累。这正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对“国富论”进行再探讨的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带来了新的启示。

一、从市场经济到制度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为许多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开始引发思考。

从科斯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将焦点从市场的运作转向了制度。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决定了市场运作的效率和社会财富的分配。20世纪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深入探讨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了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理解国家之间的繁荣差异提供了新的框架，带出了新的智慧。

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贡献：制度决定命运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进一步拓展了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他们提出，国家的长期经济繁荣与其历史上建立的制度密切相关。他们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两类。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这些制度允许广泛的经济参与，保障个人权利，鼓励创新与技术进步。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早期建立了相对包容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推动了市场的长期繁荣。

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类制度集中资源与权力于少数人手中，限制了大多数人的经济机会。许多拉丁美洲、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在殖民时期被建立了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与不平等。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尤其关注殖民历史对制度的深远影响。正是因为殖民者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制度，这些制度遗产至今仍然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路径。例如，在北美，欧洲移民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者则建立了掠夺性的经济体系，使这些国家陷入长期的贫困与动荡。

三、对中国读者的启示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学术成果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

1、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因为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国情，而是因为引入了部分包容性制度，例如市场经济要素、产权保护等。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提醒我们，制度的设计与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未来的制度设计缺乏包容性，限制创新与市场竞争，经济增长可能停滞不前。

2、历史与制度的长远影响：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揭示了历史制度对长期发展的深刻影响。尽管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殖民历史，但中国自身的“秦制”传统更加顽固，拒绝“包容”，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当反思国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创新与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3、技术与不平等：阿西莫格鲁还特别关注技术发展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特别是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果技术的收益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社会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这对中国而言，尤其在快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警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技术为社会大众服务，避免贫富分化，是未来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国富的再思考：没有穷尽的道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我们揭示了市场的力量，而洛克则为国家繁荣提供了自由与权利的保障框架。然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提醒我们，市场与权利只是繁荣的一个方面，制度才是决定国家长期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唯有通过不断优化制度设计，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中国才能有望在全球经济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实现更为持久的繁荣。

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再思考，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再探讨。对于正陷入后发劣势之经济困境的中国，尤为严峻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