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的天花板、西方思想的地板
作者：赵晓
易中天在讲座中，谈到春秋时期（约前440—前360年）杨朱“一毛不拔”，称杨朱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通常，中国人视杨朱为自私自利，故一毛不拔。但易中天认为，杨朱强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因为每个个体都要受尊重的，没有一个个体的生命是可以无辜牺牲的。与此同时，杨朱还正确地界定了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界限，他在强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同时讲了另外一句话“悉天下以奉一身而不取”，意思是更不能把天下的财富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我们一毛不拔，是因为你统治者独占天下，你要我们所有人给你做贡献，对不起，我一毛不拔”。既然我们不能以牺牲任何个人的无辜性命去换取所谓国家利益，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个人拔一毛而利天下呢？说到底，不要因为个体微小就可以牺牲。
这样的思想无疑是振聋发聩、极其伟大的！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民营企业家突然又变得重要了，那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请马云回国，而是保护私人财产以及个人自由！杨朱思想，无疑是中国最早甚至世界上最早的强调保护个人权力以及私人财产的学说。
通常认为，杨朱学派属道家一派。许多人认为杨朱曾和老子会面，曾受到老子影响，后来，有感于动乱的环境，才发展成其“为我”的思想体系。道教尊杨朱为“贵生真人”。
但儒家认为其与杨朱也有相通之处。孟子就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简称“逃墨归杨，逃杨归儒”，表明杨朱思想亦接近于儒家。当然，孟子攻击过墨翟、杨朱“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表明儒家与墨、杨思想的对立。
杨朱思想在战国初年应该与儒、墨两家形成过鼎足而三的局势。《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家齐驱，并属先秦流行天下的学说。
人们还认为，《吕氏春秋》中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都受到了杨朱学派的影响，探讨了爱己、利己中的智慧与包含的“道”就是道理也就是意义。
杨朱思想不仅放在中国很伟大，放眼世界也是很伟大的。因为他的思想包含着孕育新文明的极宝贵的种子。
中国人分不太清“文化”和“文明”。文化学者王干城近期撰文，阐述了两者的重要区别。“文化（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意思是“耕种、培养、照顾”，起源就是耕种、农业生产，培养和照顾都是由之衍生的，强调人对物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Civilization）”，拉丁文词根是civil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的、公民的”，城市是依托，居民和公民是功能，强调人与人的治理、管理方式。
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来，只有“中国文化”，缺乏文明创新，是因为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缺乏人和人之间的治理与管理的智慧探讨。
据此，近代由欧美发展而来的人类活动才是文明，而此前的只能叫做生活方式，因为包括生产方式、伦理秩序和相应的精神活动，都不应该叫做文明；如果一定称为文明，那也是文明的1.0，而欧美发展出来的近代文明则是文明的2.0，包括工商业生产、法治、文学艺术与基督教。
但杨朱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例外，他的学说，恰恰就关乎“众人之事”的治理与管理，且与现代文明思想暗合。
杨朱的年代，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期还没有到来。大约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年）的思想才比较接近杨朱。伊壁鸠鲁强调个人的快乐和享受，认为个人的快乐是最高的价值。这与杨朱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共通之处。但杨朱比伊壁鸠鲁还早了100多年。
从整体思想比较而言，杨朱学说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非常相通。杨朱学说的中心是“我”。杨朱认为，人的生命，往往由于外界的蒙蔽、组织的拘束，因而无法明察生命的真象，使个体失去主体性。于是杨朱主张探求内在自我安身立命的境界，以摆脱社会束缚，保持人性追求。他认为只有重视人类本有的自然性，人才会快乐，才能“全生（性）保真”。
在人-人的关系上，杨朱极力主张个人的“为我”主义。《列子·杨朱》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社会是由各个“我”所组成，如果人我不相损、不相侵、不相给，那么天下便无窃位夺权之人，便无化公为私之辈，这样社会便能太平。
杨朱学说又与西方英美自由主义暗合。在政治方面，杨朱既然反对社会的束缚，所以在政治上也反对强权独占的霸道，主张“天下为公”，要“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也就是强调公平公正，追求公共利益但人人身份地位平等，个人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杨朱认为一切外在的道德伦理法律法令刑法，皆不可妨害一个人的自由。政府只是象征性的，不可对个人过分约束。由此可见杨朱的政治观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有共同之处。
从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杨朱学说与西方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思想有不少相通之处。
约翰·洛克主张人人平等，个人享有天赋人权，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能行使。他认为人们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生命、财产（“文明三底线”）等，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而政治体制应该尽可能地保护个人的自由。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个人主义、产权保护、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他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地少干涉经济，而由市场自由运作。他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和福利。
杨朱也主张个人自由和利益最大化，反对政府或其他机构对个人自由与权力的随意干涉和控制，认为人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并且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少干涉个人的自由和利益，不能因为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无辜的个人利益。
相比17世纪的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的亚当斯密，杨朱的思想早出了2000多年，这当然是中国文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中国文化的童年期，这么早竟然有了这么伟大的思想，称杨朱是中国最重要甚至最伟大的思想家，毫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杨朱只有学说，并没有建立像亚当·斯密那样成为体系化、科学化的现代经济学，当然也没有洛克那样清晰的政治哲学，这使得其说理性与说服力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天花板的思想也因此只是人家的地板——文明建设的起点，这又是莫大的遗憾！
更遗憾的是，在秦制之后，中国逐渐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儒表法里”的专制文化，在其长期洗脑下，重视及保护个人的杨朱学说竟被国人视为“洪水猛兽”，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真是令人“长叹息”不止！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没有“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钞票”的例子 ？有的，杨朱学说就是一例。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是拥抱自己的“先知”，而总是杀死自己的“先知”，杨朱学说在历史上被抛弃、被污名，就是典型。
所以，光有好的学说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必须装备群众才行。约翰·洛克的思想建立在加尔文主义的基础上，而加尔文主义装备了清教徒们，他们一批又一批为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前赴后继地努力奋斗，故最终宪政－市场文明才得以在英国、荷兰、美国等建立起来。
余英时总结为什么宪政在西方能成功但中国就是不能，答案是中国没有教会。的确，如果没有教会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平衡甚至主导作用，英国的约翰王恐怕早就被贵族们杀掉了，英国也有可能陷入中国式的“治乱循环”而不是进入“大宪章”时代，最终进入现代宪政与市场文明。
自由主义在中国奋力呼喊了100多年，个人主义在中国从杨朱开始就发出了惊天动地、声嘶力竭地呐喊，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而总是孤独地老去又死去。因为：第一，他们上不接天，他们的所谓主义从来没有找到信仰的根基；第二，他们下不接地，他们所谓的思想也罢，学说也罢，从来没有寻找到生命的土壤。
所以，中国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是否缺乏某种思想，而在于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于扎根于基督真道上的中国教会的发展壮大。如果中国的精英还不能看清这一点，那他们就既不明白历史，也不明白今天，更不懂得世界，他们仍将失去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