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残》读后问题及评说

作者：黄章晋

吴思老师的《顶残》一文读后，叹为观止。再次凸显缜密而广博的“实证分析功力”（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全景式层级及结构透视”），和赖以成名的“命名式洞见”（此番是彼此环扣的“成建制命名”，并非单一命题）；

条分缕析之下，文景蔚为大观；甚觉大长见识，只能衷心拜服。

就是标题看了似乎容易费解？稍改似可？如：

“顶残现象：中国产权的独有结构与逻辑”

（“顶残”似乎不单是“低残、中残、顶残”的顶级之义，而更指：整体多元的产权残缺，统统源自“顶”之发动与强施，并在对社会经济上上下下的多元强制中，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复杂格式。）

个人想法：

个人觉得吴老师此文与我多年来一个想法似乎高度契合。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突出特征之一是“单纯性对外开放”。邓公“南巡”后中国大转型，逐渐转至“一切以开放为本”，但恰恰对照性暗含着、意味着“对内的种种不开放或很少开放”。而“对内不开放”又恰恰是极大的演化恶弊，使原本中国根深蒂固的“皇色”的与“红色”的专制集权无法转化消除，最终必酿大祸。几十年来，这一特征始终没有改变、不做调整，反而变本加厉、畸路狂奔，终于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中国发展演化的此一特征如此鲜明也如此致命，似乎却被精英理论性视野所一直忽略，更多的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被长期搁置”。但也可以说该特征正是“经济性改革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性改革长期滞后”这一判定的实际表现和路径方式，两者恰恰相辅相成。

而吴思老师此文，则是从整体到细化，“实证化”且“全息化”地、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种单纯对外开放必然导致的种种对内不开放问题及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演绎，揭示、印证，十分精彩且极具洞见。

而这是我个人有此认识近二十年来，所未曾做也未必有能力去做的高难事宜。

中国自8964以后的改革开放，的确带来全球经济视野下近乎翻天覆地、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功，但在经济爆炸性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负面成本亦惊人巨大、疯长成魔，积累了极为巨量、极其可怕，也极为广泛的恶性弊端（包括“政治－经济”领域惊世骇俗的全面腐败，包括世界上绝对名列前茅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包括至少百万亿级别的“地方政府欠债”不还，包括从银行金融、到一干上游资源业的垄断性低效，包括压在百姓民众头上且日益沉重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的“四座大山”，也包括因绝大多数百姓民众收入占比过低而来的“消费拉动力”长期性极度过弱并使经济无法正常循环运转，以及同样是天文量欠债且极难治理的环境污染，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时间的推延，上述弊端渐成“危若累卵”，仍在一路叠加且积重难返、纠错无望，并与2020年初起持续三年多史无前例的疫情效应呼应累加，终于打破了“中国经济永远高速”的不变神话。今年（2023年）在已然全面走出疫情的情况下，整体经济依然出现“出口”“房地产（多年来高度倚赖的最强支柱产业）”“外资”“制造业”等等各个经济领域及各个经济指标（金融、外汇、物价、制造等）无一例外的快速下滑或快速恶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似几成定局，凡此种种令人惊悚，最高当局对此又几乎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也说明中国发展模式确有根本性的内在麻烦与偏颇，必然发生逻辑内生的“正反效应”，有人称之为“正负双向发展”（吕朴）。

客观说，中国邓氏的开放，堪称“伟大”。我称之为“超常规逆天式战略神谋”，所谓“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直接拥抱‘共产死敌’资本主义”，大眼界、大气魄，在六四开枪后不仅原有改革几乎全面清零，而且国际形势出现翻转性重大不利突变（国际制裁）之时，绝境逆势下干脆大开大合，在没有退路、必须闯出生天的逼迫下，最终“逆境出奇迹”，谁也不敢设想的“全方位大幅度对港澳台和美西方全面开放”以邓之主导横空出世，出人意料、大胆坚决、稳步推进、但义无反顾，一步步直接与美国和西方经济全面接轨引入，奠定了此后二十年惊天动地的跳跃发展，终而攀上仅次于老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成为“全球老二”。

（相比之下，曾为“共产老大”的前苏联就逊色太多太多。恰在此番大翻转之前，很多年来，他们是远比更“左”更“原教旨”的中国，要松动灵活得多）

问题是：如此这般“开放”了，大规模异端式“西化”了，就一切OK吗？

——当然不是。邓也不认为是。

他的方针，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坚持中G核心主导同时也必然坚持了中G据以全国夺权成功的“红色基因”，不管“蓝色资本主义”多么泛滥也能凛然不惧、随时翻盘（事后当今，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在实践操作上，不强定“主导”，改革开放之业确有可能随处夭折）；

另一方针，则是推行“开放倒逼改革”：“市场经济”沛然莫之能御，“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醍醐灌顶、江河俱下，你又如何能硬挺不改？

但，问题是：“开放”真的“倒逼”改革吗？

是不是仅只侧重于对港台、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相关领域的配套改制？例如朱镕基1994年启动的所谓“五大体制改革（金融、财税、投资、外贸、国有资产管理）改革”，那基本就是与西方经济尽可能对应配套的“技术性实用改革”，你不改，仅国内原有那套指标旧规则就完全无法对接，更不要说运作机制与运行体制，“开放大计”就无法实施落地。

吴老师文章中的“龟身”也是如此：你要先有“获利”，然后才能“分肥”；最能出口获利的，是外资、是民营。在能力、灵活、嗅觉、耐劳苦等等诸多方面，放眼全球也是登峰造极的。当然要让其尽力做大。

至于说与此开放实用效用相对无关，甚至不改反而“有利”的领域方面，则是不定期搁置。其中恰恰有非常多同样非改不可、不改必成巨患的内容，特别是涉及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尤其是最具根本性的“权力体制”与“法治化转型”的内容，如不彻改，必成危害。

——如果一个社会的演化中内含有重大性的“恶演化因子”，就必须设法消解改除；否则，早晚会落入“恶演化结局”，且完全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演化辉煌”。

这几乎就是复杂性演化的“第一铁律”，没有谁能逃脱。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演化中无疑含有极重大恶因子，仅凭“单纯性对外开放”，能革除之吗？

历史进程同样证明：绝对不能。不但不能，而且这样那样的“恶因子放大化”，因为放大它，反而对社会权力主导精英群体更为“直接性有利”且往往是难舍难离的通天大利。

特别是，“单纯对外开放”之所以格外“单纯”，恰恰是防止、打压和“替代”了真正良性和关键地“开放”，即：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对内开放”！

一句话：比起轰轰烈烈的“对外开放”来，“对内开放”才是基础、才涉根本、才更关键，才是真开放和假“开放”的唯一试金石！

因为，只有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间社会自主自治点点滴滴、终汇大流的开放与培育，才是革除权力妄为等等一干“演化恶因子”的根本手段。

舍此，别无出路。

国别比较而言：

美国演化伊始就没有什么权力独大与任何层级的专制暴政，从开始及日后都是民间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本位模式，发展进化的落脚点是“county（县）”，重点方式是社会成员间彼此制衡的“契约”（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转型”必要；

日本必须转型。但其经济起飞则是从一开始就不“对外开放”，技术引进虽属必需，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重点产品都自己玩、自己干，外来进口近乎根绝，美国老大也睁眼闭眼。但是“对内开放”却毫不含糊：突出地表现在池田勇人执政期间，20世纪60年代所谓“收入倍增计划”，一切先从农民和农村开始，在“麦克阿瑟军管四年”期打掉了几乎所有的原军国化垄断财团的环境下，由国家推进主办综合农协、农会等，不仅可以系统性组织农民，而且可以跳出农业终端让农产品产业链向城市、向高端不断延伸，由此充分保证了农业农民收入的基础性环节。下一步，是广泛多元的培训帮助，重点是农闲期的“多角兼职”，从事制造业、服务业或贩卖商业等等，成功者直接转型进城变身城市居民，由此充分满足了日本从轻工业到重工业、重化工业，又到信息化工业数智产业升级扩张的巨量劳动力供给需求，同时日本又根本没有地位极度尴尬、人生相当悲剧、景象十分刺目的农民工现象（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歧视”，至今依然如故！）。

其结果，“收入倍增计划”以十年为期，提前到七年完成，且农村农民收入还略高于城镇居民。

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也曾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举国疯狂（跟当今中国绝有一拼），还有类似中国的“演化恶基因（或恶因子）”吗？

个人认为肯定没有。尽管他们的经济，也有强烈的“政府主导倾向”，以及强势或半强势的“产业政策导向”（据说中国经济的“举国体制”在产业政策方面，还是跟日本学的）。

这方面恐怕得益于麦克阿瑟军管四年，得益于1946年麦氏主导的《日本和平宪法》，得益于一切军国式垄断势力的铲除，一句话：得益于由此形成的“对内对民开放性体制”。在此基础前提之上，吴思老师精彩展示的“中国式‘顶残’恶演化”，很难广泛发生。日本后期在所谓“GDP计算的发展衡量”上被中国超越（按全球海外投资的“GNP发展衡量”上，未必），但她没有弊象丛生、狂魔不止、畸路不归的方向化恶成分（尽管也发生了“资产负债表式衰退”意义上的“失去的二十年”）。

个人有此认识的前因：

早在1995年，一次外出广东采访，回程坐火车时跟某部委一处级官员卧铺区偶识，一路相谈。

后来谈到作为记者平日里较多关注的社会弊端负面问题时（媒体人所谓的“真相”），该官员则坚持认为，有这些社会弊病固然不假，但完全不必多虑，因为“这十多年的事实充分证明，只要中国能像今天这样保持对外开放，过不了多少年，几乎所有的弊端便陆续不再成为弊端。”

——无论我如何辩驳，对方总是以“对外开放”论化解，闹得我尽管觉得有什么地方肯定不对，居然也一时无奈彼何。

这次讨论在我似成心结，历经数月不能释然。

后来突然灵光一现：仅仅是“对外开放万能论”，本身就是重大误识？并慢慢在工作生活中，形成这一判定。

此番学习阅读吴老师文章，觉得处处都是绝佳的诠释与剖析，比我原有想法明显深入、确凿、系统。

一些问题：

我也是多年做媒体，包括因多次被整暂离体制先后至少十五年，在市场下海中参与企业或地方政府顾问咨询，一大主业是“财经公关”，帮企业文武打架，也极大量涉及媒体。

一直发现：对他们更富冲击力并导致萎缩和灭顶的，往往是大水漫灌的“新媒体范式”，几乎是彻底性“换轨”，造成了他们生存上的极难适应。

这方面，吴老师怎么看？包括权力之“顶”的产权切入及其获利（所谓“两补”或几补）？还是只能“高成本监控管制”？

中经报我极熟，王彦等也是熟人。他们的故事算是8964后全民及媒体“媚俗大潮”下的“边缘式发展”：主报“真相功能”彻底难为，辅报的“消费功能”大张其道。包括《南方周末》《新民晚报》等等，相当多家都这路数。

“顶”之实质，在于“暴力”；“暴力主导型社会”，必有其“顶”，必尊其顶。因为，“顶”实在太关键、太重大。至少，“顶”之不存，“残”将焉在？

特别是，“理想主义化权力”更是臻于暴力至尊，原教旨威慑与理想化光环交相辉映，使其“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也永居至顶，更有利于节省专制成本。

怎么不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拼尽死命要追求于此？

一般而言，“制衡”是演化关键。而“暴力之顶”如是，何能有制衡？

底层是没戏的，权力层呢？吴老师描述演绎了权贵内复杂差异及矛盾，是不是也没戏？中国式社会环境，永远没有“光荣革命”发生条件？

吴老师多次引证历史，相当精到贴切。但比照历史上的“宫市”“盐榷”等，当今中国的手法是不是更加“青出于蓝”了？

比如说房市，就其本身来说相当市场化，但它的“前置”与基础却是土地要素供给彻头彻尾的国有垄断。你越是活跃、越是规模扩张，我就卖地收入越是暴涨，每年七八万亿甚至超十万亿以上的巨额获利，而且从过去的“土地批租”改为“招拍挂”，还显得挺市场原则？

这里的“暗取明予”，是不是更其隐蔽高明？

一般人觉得“高房价”都是“炒房团”惹的祸，哪知一切根源在土地垄断？

有一点不太同意：就是“劳动力市场‘低残’”。

因为中国是政治化的典型的“城乡二元体制”，劳动力市场因涉及人之一生和生老病死而有极大背景成本，这些背景成本的覆盖农民工都没份。

只消一场重病，肯定全家返贫；农民工上50岁甚至不足40岁即被市场拒弃，相当多的晚景凄凉，且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全球第一。

这个“残”，个人以为绝然不低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