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作者：冯雪薇

过去我们常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别有目的虚假宣传。今年（2024年）夏天全国各地出现极端天气，有的地方出现洪灾，多处报道大坝决堤现象，甚至有人员伤亡；也有的地方持续高温超过40摄氏度。疫情三年封城、清零、脱钩，造成众多中小企业停转、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降低……今天我们切身感受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滋味。在当今这种环境下，我们应当思想神的祝福。

一、从历代王朝兴衰看神祝福神州的原则

在林语堂先生所著《大城北京》中，描述了明清两代皇帝每年都在北京的天坛举行祭拜“皇天上帝”的仪式，天坛祈年殿里的牌位上写着“皇天上帝”，这表明中国自商周以来都有文字记载的敬天传统，跨越了朝代一直存续直到清朝灭亡。

据史料记载：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九年，东方基督教（大唐景教）阿罗本主教初次进入中国传教，对皇室产生了影响力，唐太宗特下诏令：允许基督教在华传播。随之而来的是贞观之治。明朝万历年间，1578年和1601年，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利玛窦传教至1610年。之后，1620年，汤若望等传教士来华传教。汤若望于1630年第二次来北京期间还协助徐光启编修了《崇祯历书》，使农历体系更加完善。可见我国农历历法的改进与宣教士的帮助有关。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又一个受祝福的皇帝。康熙皇帝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他统治的后期虽然与天主教就祭祖问题有争议，但是，基督信仰得到自由传播，直到雍正元年，基督教传播才最终因祭祖纠纷而被禁止。康熙曾经于1692年连下两道谕旨：“……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尽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谕旨被称为“基督教宽容赦令”。 康熙的时代是清朝的盛世。雍正元年（1724年）和乾隆年间（1746年、1784年），皇帝下了禁教令，大清也逐渐走向了衰退。

可见上帝对神州的祝福原则是：敬畏神的君王，神必赐福。《撒母耳记上》2章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神对祭司以利传递的信心，也是对祂所立的君王、祭司或者先知施行的原则。

中国古人朴素的世界观是神本主义的，例如：“举头三尺有神明”、“顺天者昌，逆天者王”等等。这种世界观并不是把“天”当作一个自然的、没有位格的、没有思想的存在，肯定是有思想的。有思想有位格的天，才能判断人是顺天而行还是逆天而行，才能有决策力，才有能力惩罚那些逆天的奖赏那些顺天的人。所以，这不是一个自然神的观念，而是神本主义的观念，相信有一位有智慧的也有权柄和执行力的神。所以，皇帝在天坛寰丘上祭祀上天时， 必须念一篇祈祷文，承认自己是“皇天上帝”的儿子，祈求上天赐给他治国的智慧，使他管理的国家“国泰民安”；也祈求上天赐福神州大地“风调雨顺”，不发生大旱大涝，保证百姓粮食收成丰盛。皇帝祭祀上天，顺天行事，才得到百姓的拥戴， 才能得到“皇天上帝”对自己和百姓的赐福和支持。

西周晚期毛公鼎的铭文中也包含了君王管理国家要顺天敬天，国家才能繁荣富强的意思。可见，从周朝到明清，君王就懂得要重视自己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至于这些君王是否能做到和做没做到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们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神明是真的神。当君王不在实际行动上真的尊敬“皇天上帝”或者“神明”时，就意味着他是以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为核心，取代了上天的意志来决定政策和目标， 不管这些政策目标是否悖逆了皇天上帝的旨意。由于人本身的有限有罪，这样一意孤行没有反思，常常导致对社会的不公和无序的治理，以至于发生朝代的更迭。

历史是祂的故事（his story)，是上帝掌管各个国家的历史的故事，我们要从历史发生的现象当中去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二、中国人信主的障碍

（一）对“人皆罪人”缺乏认知

中国人信仰耶稣基督的障碍之一是对“人都是罪人”缺乏认知。信仰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是走向死亡的罪人。

第二，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以后，还要知道将来主耶稣要审判一切世人，罪人身体和灵魂都会死亡。

第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要面对审判和死亡的结局，还要知道脱离审判的道路唯有主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只有靠着祂，我们才能够脱离死亡。

第四，知道了耶稣有代赎的恩典以后，有没有真的信心伸手抓住耶稣基督，还是抓住了其他的稻草？比如佛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宗教等。这些宗教可能教人行某些善，但是不能救人，不能拯救人脱离上帝的审判，最后还是要灭亡的。所以，人们是不是确信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祂是唯一的道路。

第五，知道自己抓住耶稣才能得救，但是不知道抓住耶稣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抓住耶稣？怎么样叫信祂？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这个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神面前，祂是能和我们有思想交流的神，圣灵还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需要从心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为自己的具体罪性、罪念和罪行认罪悔改。承认主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接受祂白白赏赐的救恩， 祈求祂用十字架上为我流出的宝血洗净我、赦免我的罪。这就是抓住耶稣基督，只有真的信靠祂，然后才能得着祂的救恩。

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制定了一个救赎计划，因为祂知道人都是堕落的、有罪的。在公元30年左右，主耶稣基督传道三年半以后，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山上被钉十字架。祂是无罪的，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使这个刑罚成为信祂之人的赎价。谁信祂，耶稣就代替谁的罪被钉死了，把他（她）从罪的刑罚中解救出来。因此，倚靠耶稣基督的代赎，解脱我们所犯的一切过犯和罪行，我们就与上帝和好成为祂的儿女。

上面所述5个环节都必须经历过，要相信、接受，最后才能够成为得着救恩的那个人。但是，第一个环节，我们是不是承认自己的罪，这是需要反思的。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认为，人的一生有两大任务：一个是认识神，一个是认识自己。神是给我们施救恩的那位，人本质上是有罪的。

我们在信主之前都会有一个想法：“我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害过人，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像不至于被审判。”这样一个固有观念，是从人本思想和人自己的价值观里产生的，或者说世俗流行的价值观里产生的，这不是源自神本主义和神的价值观。

《圣经》告诉我们，人性是全然败坏的（total depravity）、全然无能的（total inability），没有能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犯错误的人。

英国圣公会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钟马田，他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做神学教导的时候，写了一套书叫《圣经的伟大教义》，解释了何谓“人性是全然败坏的”，即：“它的意思是人在堕落的状态下，有内在固有的败坏本性， 这种败坏扩展到他存在的每一个部分，到他灵魂和身体的每一个官能。它的意思也是说，在他里面没有属灵方面的善……每个未重生的人都处在全然败坏的状态中，都与神为敌，并抵挡神的圣洁律法。 换句话说，人所有的能力都被误用、扭曲来抵挡神。”

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在没有重生，圣灵没有改变我的思想之前，我会想按照自己的标准，认为我没有违反过十戒，没有犯过很大的错误，即使犯过一点小错，也算不上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难道上帝还能审判我，让我灭亡吗？如果这样上帝是不是有点不公平？但是，这只是人自己的标准。人常常为自己犯的错误辩解或找客观理由，都是别人的原因或是领导让我做的，等等。而不是承认自己的问题，不真正地认错，这就是人的罪性使然。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导下，我们没有经过认真地证明是否有神，就固执相信没有神，这种简单地相信唯物主义就取代了相信神，这就是一种全然败坏的表现。不相信神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罪，但这就是罪。

《创世纪》6章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诗篇》51章5节：“我是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他们把犯罪的本性（犯罪的倾向性）通过基因都传递给所有的后代。我们也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当母亲怀孕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染上了亚当、夏娃的犯罪倾向，即悖逆神的倾向，这就是原罪。这种原罪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耶利米书》17章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往往说一样做一样，谁没有说过假话？这就是人心诡诈的反应。所罗门王自己犯了很多的罪，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以后，他发现基本没有什么好人，所以他在《传道书》7章29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二）不让耶稣居首位

新约《圣经》里面有个少年财主的故事：

《马太福音》19章16至22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少年财主的问题是什么？耶稣不在他生命中居首位。他做不到爱神，做不到把爱神放在第一位，也就做不到爱人如己，因为爱人如己是积极性的，不是消极地守住十诫就可以的。当耶稣呼召他做一些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的时候，少年财主拒绝了，因为他达不到主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主耶稣对少年财主还说了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耶稣告诉少年财主，人没有一位是真正良善的，如果你认为我不是神，那我也不是良善的。

著名的布道家约翰·派伯说：“你生命中任何东西占据了神的位置，它就成为你的神（Anything in your life that take the place of God becomes your God）；任何事物你思想它太多超过思想神，它就成了你的神（Anything that you thinks more often, takes your time more than the living GOD becomes your God）；你以神为最大的满足时， 上帝就在你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you when you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这个少年财主把回家经营他的财富当做比神更重要的事情，财富占据了神的位置，就成了他的神。我们担忧经济状况或其他人或事，以至于思虑成病，思想它超过思想神，它也就成了你的神。当我们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以神为最大的满足时，上帝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

葛培理曾说：“人追求幸福是有瑕疵的， 因为它褫夺了耶和华神与我的关系。”(Pursuit of happiness was defective, it crump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e.)虽然人对幸福的追求天经地义，但是过度地追求幸福就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它剥夺了神和我们的之间建立更深关系的可能性。越寻求幸福，幸福离我们就远；只有更多地寻求神，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人的幸福，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通向幸福和蒙神祝福的道路。

信奉唯物主义的人群中，有很多像少年财主一样的人，从不思想神，整日思想的就是如何获得成功、名利、财富等，以为有了这些就有了幸福和荣耀。唯物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好了一切都好了，不需要神，但实际上是以自己为神，把财富当偶像，堕落也就随之而生。

三、当今中国人需要认罪悔改

（一）系统性犯罪之事实

当今中国人为什么要悔改？个人犯的小罪不用说，可能每个人天天都在犯，下面我们就说说三代中国人系统性犯罪的事实。现今中国社会的构成主要有三代人：年老的一代（七十岁以上），中间一代人（40至70岁），年轻的一代人（40岁以下）。这三代人，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各自普遍性地经历了使之陷在罪里的事有三件：第一件事就是三年大饥荒，年老的那一代亲身参与和经历的；第二个事情就中间这一代都亲身经历并参与的计划生育政策，即独生子女政策也就是堕胎政策；第三件事就是年轻的一代人，需要对付当今世界的堕落，例如同性恋、男女性别混乱、自由放纵等违背《圣经》的罪。这三代人各有各的罪孽，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犯过这样的罪。总之，三代人都带着各自时代的色彩，都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没有一个不是罪人，主耶稣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1.三年大饥荒时期

（1）三年大饥荒的表现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或三年自然灾害，是指我国于1959年—1961年间因为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至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

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中国的大饥荒》彭尼。凯恩著）。

1958-1961年这三年，全国实际粮食产量大幅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1960-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这三年是农业生产倒退、负增长的三年。完全是人为政策引起的饥荒，所以，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17个县超过8%，7个县超过10%。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

根据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的调查，安徽省截至1961年3、4月间，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之后，统计出安徽全省饿死的人总数为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记载，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3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饿死人数为320,422人，百分比为32.5%。

依据河南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其中，南阳：1960-1961年间全区共减少27.6万人；许昌：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8.5万人；商丘：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5.4万人。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据贵州官方统计数字，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而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认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至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甘肃通渭、山东、青海等地都有人吃人的报道。

（2）三年大饥荒出现的原因

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政策失当；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病，以及中国外交困难等。

大跃进:

大跃进之前，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左倾），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 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但是，到了1958年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毛泽东也想利用其影响力，与苏联争当社会主义的老大，所以提出在经济上“超英赶美”，就需要发展工业、大炼钢铁、加强国防。然后制定了一个1958年下半年生产出1070万吨钢的计划，此时距离年底还有4个月，前8个月只生产了450万吨钢，如何在剩下的四个月里生产600多万吨钢呢？陈云向毛泽东献计发动群众用土高炉炼钢。于是，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国随即出现一幅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画面——全民大练钢铁。由于没有焦炭，就大砍林木烧制木炭，用作大炼钢铁的燃料，砸锅炼铁，结果是劳民伤财、污染环境、森林资源也受到极大破坏，但是炼出来的大都是废铁。

可见高指标、瞎指挥何等急躁冒进且不顾现实的可行性，今日中国人性格里是否仍然激进？卷自己卷别人，996工作（早9点晚9天，一周工作6天）完全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卷孩子——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家长让孩子上课外培训班，孩子每天学习12小时以上，近年来各地方都在通过城投平台大搞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等等。

“超英赶美”是当时毛泽东为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竞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大跃进的做法出现了“浮夸风”，组织调派农民无偿劳动在各地“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大规模砍伐树木烧炭，又造成了森林破坏、气候干旱和农业减产。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浮夸风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报粮食产量（最浮夸的是粮食亩产万斤）加上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造成农民口粮剧减。这期间最著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人民公社化运动:

所谓“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指：“大跃进”时期，在我国部分农村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试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集体化、生活军事化、分配平均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化等。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也就是吃大锅饭，导致粮食被浪费。极端的平均主义，不计报酬的劳动，完全违反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其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妨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口粮则交给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农民不能储一点粮食。

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都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随意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征收量有的地方甚至逼近实际粮食产量。例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本来他们的粮食产量只有每亩500斤，他报每亩1000斤，然后中央就按照1000斤的40%进行收购，留下60%即600斤，但是实际农民只剩了每亩100斤由公社支配。地方领导虚报亩产说谎导致了制定粮食收购指标与粮食分配严重的不合理和扭曲现象，受害者当然是农民，饿肚子是必然的。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真实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合理调整的结果。

粮食统购统销:

除了大跃进和浮夸风之外,还有统购统销制度害了农民。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国家对农民粮食强制性收购并以粮本形式保障城镇家庭供应的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是1956年初建立的，当时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可见粮食统购统销是有较硬的指标和数字的，至于这些指标和数字是否真的符合实际就没有人去调查核实了。是“余粮社”还是“缺粮社”，都是公社自己报。然后国家根据上报的情况制定增购减销的指标。然而，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为了个人私利而说假话，这使得计划经济制度根本没有办法合理实行，肯定有人会受害。

毛泽东曾称赞陈云倡议并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说：“把农民梳成一根辫子就好一把抓了。”意思就是通过统购统销的方法，党就可以把几亿中国农民管服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艰苦，正是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的政策造成的。

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是粮库有粮但农民挨饿。实际上，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在1958年至1960期间，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食数量一直保持增加的状态。在1960年4月这个大饥荒最严重、死人最多的时间，国家粮库有403.5亿斤粮食，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那一年能够拿出一半的粮食库存来救人的话，也不会饿死人。信息不对称、政策调整不及时，导致农民付出了生命的惨痛代价。最终统计的数字是，在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1959至1961年平均粮食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征收比例这么高，把口粮也征收了，超过正常年份20%左右。农业上的冒进政策，即不顾事实、也不根据需求状况来调整政策，国家治理存在很大的失误和责任。

1962年初，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去湖南调查之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大饥荒的成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但此举引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绩大于错误。这种政见上的分歧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主要原因。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样的人为因素，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这是国家层面对所犯错误的反思。

其他政策:

大饥荒的发生的原因还有一些错误的经济策略、外交的考量等其他各种原因。

第一，农产品出口换汇支援世界革命、购买工业产品、换取技术发展国防、对外援助同盟国等。

大饥荒还跟我们当时的采取的经济策略有关，即：中国要搞粮食特别是大米出口赚取外汇。1953年，陈云命令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农副产品，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1954年，他又下一道命令，说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先出口，多余的才在国内市场销售。我们赚取外汇的用途：一是用于支援世界革命，将红旗插遍全世界；二是用于从国外进口汽车等商品供部分人使用。

在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用紧缺的粮食换汇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只有在保证本国人民生存活命的前题下，才能考虑换汇的问题。当时的好多政策是不考虑现实状况的。中国的现状是人口密集耕地缺少：中国耕地只占世界7%，人口却占22%。所以粮食资源和农产品都是很紧俏的，中国也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在当时少有肉和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和猪肉，主食是小麦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甚至2020年中美在一份贸易协议中还规定： 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2000亿美元。

这样的经济结构本应当是搞好国际关系、保障进口粮食的来源，使得人民能吃饱饭。农产品出口换汇，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计划经济就是一拍脑袋我想怎样就怎样，没有科学合理的论证筹划，这种理想主义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泡影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性命为代价的。

此外，出口粮食换取技术发展国防：1958至1959年，政府仍然持续地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工产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

对外援助同盟国家：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反而外援激增。古巴的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即使在粮食减产时，我国的粮食出口却持续增加一直到1960年末。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第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和《百年潮》 2010年第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两篇文章，公开了当时中国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据文章介绍，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第二，还完外债之后，拒绝外援，导致未能借助国际力量解救饥民。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分钱的外债，而且还把过去的外债几乎都还清了。”1961年，前苏联在中国要求下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以缓解中国东北粮荒。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要面子争口气）。但是，中国官方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

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也有一些学者例如杨继绳，调查研究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所谓三年大饥荒时期的1959-1961年，这几年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等极端天气异常情况。

第三，真实信息缺失造成了错误政策未能及时纠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在《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一文中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而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结果造成分配失衡，粮食没有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在中国这场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抢着虚报他们公社的粮食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的很少。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之下，每年饿死的人以百万计，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即使有个别人提出质疑，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就是局部问题不影响整体，“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毛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没有批评， 没有真实信息的反馈，错误政策才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这凸显了批评意见的宝贵性。有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可能是上帝派来纠正错误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视为对立面，把不同的声音抹杀掉，这是非常不好的品行，不负责任的作法，也是人原罪的体现。

第四，农村隔离封锁以及专制政策

农民在自己家乡闹饥荒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逃荒呢？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合法。农民进城需要批准，需要介绍信，办理居民证。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对逃荒农民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他们都是饥民（《谢选骏全集第106卷》）！人民网刊载的《国家人文历史》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根据冯客、尹曙生文章，部分农民死于饥荒和专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相关。

所以，造成大饥荒的罪不只在于毛泽东一个人，还在于体制，以及参与制造饥荒的很多人。

（3）高层领导之间：分歧与矛盾

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主持中央具体事务，而林彪在会上依然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该会议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政治集团内部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看上去好像有点民主的意思（丁抒《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主导推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获得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支持。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广为流传的“猫论”（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意思是哪种生产形式能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表明了邓小平对刘少奇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和支持。“三自一包”的三自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四大自由”是指：土地租佃自由、土地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积极性，是非常合理的政策，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途径，但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实施。

但是很快风向转了，毛泽东发起了“四清”运动（农村：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分工。城市：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6年又发动文革。

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四清运动”，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1964年2月9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道︰“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文革打倒和迫害了一大批右派，一直持续到十年后的1976年毛、周、朱去世为止。

毛和刘的政策思想不同，体现为“粮食统购统销与三自一包”的对立，本质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道路选择的分歧——虽然当时使用的词汇是“三自一包”。毛的文革采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维——只要意见不同，就把对方打到——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依法治国的决策程序，更没有保护公民人权的宪法保障。

（4）对左倾错误的反思与拨乱反正

1978年邓小平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转变，带来中国经济大发展，2010年超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80年2月23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论到责任，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戚义明《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确实，所有人都至少犯了沉默的错误，任由错误政策害了几千万农民的命！

最终“大跃进”“文革”被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是要作全面的事实和价值的判断。

（5）属灵视角的反思

从属灵的视角，我们应该审视：三年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即“大跃进”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全国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制定政策者：毛泽东，搞一言堂，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决策，发动文革整治不同政见官员和群众。

最高决策者：周恩来，向毛妥协，导致中央的错误决策和在饥荒中继续大跃进的政策；刘少奇，反应真实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反被定为有罪、死于文革中专政的暴力；陈云，倡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没有保障农民活命需要的口粮，以未经核实的粮食产量计算征收数量，未能以粮食储备救济饥民；

最高地方官员：如四川省书记李井泉，迎合上意，不为百姓生存负责任，实际粮食亩产500斤虚报称亩产千斤，导致每亩征收指标被定为400斤而仅剩余每亩100斤给农民；

省级以下地方官员：没有从关心农民生存出发对于粮食征购计划和指标提出异议，吃着农民供养他们的粮食，却不顾农民的生死。

回顾历史，除了刘少奇、邓小平以外，在计划经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执行的整个链条上，没有其他人主动为自己的行为后果主动负责任，为政策对他人生命的损害主动负责任。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成了计划经济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每个螺丝钉都只能顺服计划经济体制执行上级命令。每一个受害的农民能向何处喊冤？

《创世纪》4章10节，耶和华说：“你（该隐）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些死于饥饿、痛苦、绝望、迫害之人的血难道不从地里向我们的上帝哀告吗？我们都应当为几千万中国农民同胞，以及亲人们的死负责任，向上帝认罪悔改，求祂赦免我们欠几千万冤死的“亚伯兄弟”的罪债！我们理当关心这一批同胞手足的性命。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认，自己是神眼里的罪人，因为人性是全然败坏的，《圣经》里多处经文提及：例如，《申命记》31章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作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罗马书》3章23至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2.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系统地堕胎杀婴

上个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到2016结束，导致系统地堕胎杀婴行为。

90年代有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表现了夫妻俩带着孩子逃到海南岛来躲避计划生育官员的惩罚的情节。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如果已生下二胎，就强制交超生罚款， 例如张艺谋为三个孩子交了七百多万元超生罚款。但是计生委的超生罚款，是都上交给了国家财政还是充实了本单位小金库，或计生工作人员私分了？并没有一个透明的交代。计划生育政策下，别人生娃犯罪，却养肥了一群侵犯人权的官员。有的计生官员在女人怀孕期间，直接抓走强迫孕妇堕胎。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躲藏到别处，没有抓到，就拆他们的房子，叫其回家后无法居住，甚至“连坐”到亲戚、邻居等等，人的财产权和生命权遭受巨大损害。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四十年，导致中国人口快速进入老龄化，未来一对夫妻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沉重负担。2008年起即有专家提议修改70年代初就开始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没有及时作出终止该政策的决定，结果持续到2016年才放开二胎政策。导致今日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估计十四五期间将达到3亿老人，2035年达到 4亿老人，占总人口的30%。经济活力必然衰减。

19世纪70年代末至2016年的40多年间几乎每个家庭都犯过堕胎的罪。一个错误政策的执行链条上连接了所有的家庭。几个人能说，我没在其中呢？

2006年我在日内瓦刚信主不久，最初很难确信我自己真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自己犯过一些小错误，但那不是有意害人的，不能叫犯罪。不能承认自己是神眼里的 “罪人”，就不能认识到我为什么必须需要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但有一天夜里三点钟， 圣灵在我的内心作工,责备我曾经犯了堕胎的罪，让我知道堕胎就是杀婴，婴孩也是生命，我犯了杀人的罪！我曾自以为，因为国家政策只允许一胎而堕胎，不是个人的错， 但是圣灵否定了我的观点。堕胎本身就是杀人， 无可推诿！我心中明白上帝让我为此向祂真心地认罪悔改，于是我到书房里跪下，向天父作了认罪的祷告，求天父赦免我的无知和杀婴堕胎行为。 原来我自己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杀人犯！ 罪并不比任何人小。我需要主耶稣的死代我赎罪，救我脱离杀人罪行的后果，赐给我白得的义。

我原来以为我也基本没有违反十诫，像《圣经》里那个那个富足的少年人一样。后来才发现十诫的哪一条我都违反过：比如拜偶像、做假见证、贪心等等，以前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没罪，等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发现按照神定的标准我确实犯过很多的罪。如果不是主耶稣救我的话，我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杀人犯。圣灵亲自帮助我否定了我原来的思想，神的思想才在的我的灵魂深处开始生根发芽，我开始心悦诚服地不再为自己所犯的罪找理由，而是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圣灵不仅让我看见我的罪，还让我看见我白得的义，完全不是我配得的，而是主耶稣基督愿意白白地赐给我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能说自己没犯过罪呢？你可能堕过胎或劝人堕胎或帮人堕胎，即使没这些，但也并没有给死去的众多婴孩们喊过一声不公平。 对于弱小生命的冷漠，亏缺了神爱人如己的要求也是罪。

3.新冠疫情期间政策失当

在刚过去的2020年至2023年的新冠三年疫情期间，也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

第一，有没有防疫政策的冒进？三年的隔离和清零政策，使经济遭受了太大的损失，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使疫情后经济和就业受到很大损害，疫情过后也没有快速恢复。

第二，对于政策的批评意见是否被考虑过？人民的需要得到了足够的关心和满足吗？

第三，建立了疫苗副作用报告和评估制度了吗？核酸检测使用社保基金经过评估了吗？评估报告有没有向大众公示？

第四，如何避免一言堂带来决策失误？ 政策可行性研究作到位了吗？

第五，有无各级官员问责制度来尽快发现并纠正问题？

这些问题和“大跃进”“文革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样，只要制度和政策措施仍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就会常常有过犯或者是常常犯罪， 我们就仍然“亏缺了神的荣耀”。

（二）逃脱末日审判的最佳和唯一途径：向主耶稣认罪悔改

今天的全体中国人都陷入了系统性的罪中，需要主耶稣代赎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逃脱将来末日审判中神的愤怒和公义。

旧约时代当摩西没有按照祖先与耶和华神立的约——孩子出生不久就要行割礼——的时候，耶和华神几乎要杀了他。因为圣洁的神不容摩西悖逆祂。他妻子马上给儿子行了割礼，上帝才饶了摩西。神憎恶背约之人、不虔不义之人， 若非主耶稣赐给我们赦罪之恩， 我们没有一人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

1.我们要“刻苦己心”

《旧约》中，耶和华要犹太人在赎罪日有个律法声明要“刻苦己心”（You shall afflict your souls），意思是要使你的灵魂感到痛苦或为你的罪痛苦忧伤。《利未记》23章27节：“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利未记》23章32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所以我们首先要刻苦己心，首先要为犯罪而忧伤，我们国人犯了这么多的罪，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只有刻苦己心为罪忧伤、悔恨，才能够生出来要悔改的念头。

《新约》中，我们同样要为罪痛苦和悔恨，《约翰福音》16章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只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才能得到主耶稣所白白赐的赦罪之恩典。有些人不知道恩典是何等宝贵，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不向神认罪悔改，所以也就得不到主耶稣代赎的恩典，结果就是灭亡在地狱里。因此，我们应该：第一，来到神面前，分别为圣；第二，向主承认自己个人的罪、家族的罪、民族的罪、国家的罪，因罪都得罪了神；第三，祈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这些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脱离内心的罪和罪疚带来的痛苦；第四，求圣灵帮助我们痛改前非不再犯同样的罪，改正思想和行为。

2.我们要代自己和中国大地上所有的罪人代祷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主承认个人的罪、家族的罪、民族的罪、国家的罪，祈求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这一切的罪，还要求主赐我们能力，不要再犯同样的罪。

但以理先知在巴比伦为犹太民族的犯罪代祷，是我们代祷的榜样。

《但以理书》9章4至12节：“我向耶和华我的 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

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藉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但以理书》9章15至19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作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忿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所以，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为我们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灵魂，所有以前犯罪的人和今天犯罪的人代祷，求神使他们回转，认识自己的罪，求神赦免他们！

3.只有认罪悔改才能抓住主耶稣的救赎

（1）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亚当是死的源头

《罗马书》5章12至19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由此可见，所有人都是囚徒，只有耶稣基督能把我们救出来。通向死亡的路是从亚当来的，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所有人都成为了罪人，是罪的囚徒、必死的囚徒；但是，通向生命的路是从基督来的，因为主耶稣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是耶稣把义赐给我们，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把我们救出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必死囚徒的福音。

生命的源头决定人的结局。一切的结果都是根据作源头的那个人，我们在哪个源头里，就有哪种结局。“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指亚当是地上所有旧造之人的源头，这个事实是预表基督要成为所有新造之人的源头，《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神的眼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另一个是基督，《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地上所有的人都和这两个人有关：所有人的源头都是亚当，《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有人或者因拒绝基督而被定罪，或者因接受基督而被赦免。不信基督，在灵魂上就是一个死魂灵，（在《马太福音》里面叫做Walking dead）。所以，我们与生俱来的旧造源头是在亚当那里，必须因“信”接上基督新造源头，才能得着这个源头里的救赎之恩。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亚当是死的源头。亚当把众人都带到死亡的辖制之下，基督把众人带到复活的生命里，让我们能顺服里面复活生命的约束，享用复活生命的丰富，也就是接受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因此，亚当所作的是过犯，带给众人的是死；基督所作的是恩赐，带给众人的是生命。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指恩赐使许多人从他们的过犯中被释放出来，不再被定罪，反而蒙恩得称为义。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犯罪，但是耶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耶稣一个人在生命中做王，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使徒行传》4章12节：“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以弗所书》2章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以弗所书》2章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人与神之间是有冤仇的，因为人是罪人，神是忌邪的，恨恶罪的，只有耶稣替我们受罚了，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被耶稣重新更新成为义人，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去。其他人或宗教都做不到，因此，十字架是何等宝贵！

亚当的死是以为他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行为之约”。《创世纪》2章16节至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意思是不要自己定善恶观，要根据神的善恶观，因为只有神的善恶观才是绝对的真理。人定的都不是真理，都是狡辩和诡诈的结果，也都是原罪的结果。在行为之约中，亚当是全人类共同的元首和立约代表，既代表全人类接受行为之约中永生的应许，也代表全人类接受行为之约顺服的条件。这约是神借着亚当与祂所有的后裔所立的，整本《圣经》都提到，人要得到永生就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应许和要求首先来自上帝与亚当所立之约。

亚当违约的后果就是带着他的后裔一起离开神，因此，罪从亚当进入了世界。只有神是全善的，人若离开了神，就都在罪中成孕、出生，带有原罪，也就是生来就有对神的律法的敌意，都倾向于以自己为“神”，自己设立善恶的标准。当众多的“神”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都倾向于体贴自己，而不是体贴别人，以致不再有能力行善。《罗马书》7章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人性变得越来越败坏，都在行为上违反了律法，以至于《罗马书》3章23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救主耶稣是罪人唯一回家的路

我曾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非常安宁喜乐的地方，突然想起来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丢了一辆自行车。但是出了这个地方都是水，必须游泳去到丢车的地方才能把它找回来，但是我并不太会游泳，我的目标和能力出现了矛盾，但是冥冥中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力量托着我， 使我在越涨越高的水里游得很顺利，最后找到了我的自行车，把它带回到我原来出发的喜乐安宁的高地上。

这个梦让我联想到：《圣经》中洪水代表神的审判。我是罪人，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我自己又没有能力从神审判的大水中游出来。梦中我找自行车，自行车可能代表着道路，是不是在我的潜意识里要寻找一条使我能从审判的大水中游到安全可靠高地上的道路呢？这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

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找到耶稣基督这条路，我才能回到安全的地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弃了祂的生命，成为道路、桥梁，使我们能从有罪的此岸渡到彼岸天父给我们预备的家，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非常安全和美好的家，就是天国。就像《忧愁河上的金桥》这首歌里所唱：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当洪水泛滥（ Troubled water）时怎么办？我们凭着自己是过不去审判之河的，但是主耶稣把把祂自己的身体摆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祂就成了一个桥梁，使我们能够通过洪水的审判进入彼岸，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家庭。因此，救主耶稣是罪人唯一回家的路。愿我们每个人都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回到天父的怀抱中领受祂的恩典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