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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十字路口的省思
作者:赵晓
对西方我们只知其一
回顾世界500年,500年前天主教出问题了,从中世纪走出来,天主教出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就出现了两种倾向,或者叫花开两朵。一种是天主教太坏了,我们把它扔了,不要了,不仅不要天主教了,连上帝也不要了,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这么一朵花;另外一种说天主教有问题,但是信仰是好的,我们要去掉宗教的毒素,回归到纯正的信仰,这就是新教改革,或者叫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是激进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信仰要留下。由此而来的叫自由宪政,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就是从这条线路走出来的。遗憾的是,花开两朵人家是各表一枝,我们却是100年来只表一枝!中国人,只知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多么了不起,很多书都没看过,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保守主义,他们以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代表西方文明了。
其实有三个西方:第一个西方就是以极权主义、暴力主义为旗帜,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为指导,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西方。过去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西方。西方的苏联模式,也是我们过去所效仿学习的,也是把我们带到坑里面去的。第二个西方就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陆西方,以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第三个西方是以英国、美国包括更早期荷兰为代表的神本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西方。这三个西方可以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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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过去的自由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比较喜欢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喜欢卢梭,对他非常了解。自由、平等、博爱非常好,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都沉浸在西方。前面我们说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所代表的集权暴力的那个西方,慢慢地已经被抛弃了。虽然苏联模式的西方已经被抛弃,但是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欧陆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西方里。人文主义把人抬得很高,以人为本;理性主义,把人的理性抬得很高,就是我用脑子思考就行了,什么东西我自己做主!尼采说,上帝死了,他并不是说上帝不存在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类已经长大了,即便上帝存在又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做主,我不需要爸爸了,我已经长大了,我有自己的理性和科学技术就行了,所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宗教实际上是科学教。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意思是可以自己做主了,结果“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德国最理性的一个国家做了最不理性的事,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动的;最强调人文理性主义的法国,发生了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
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强调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理性不完全,所以你就不能靠理性,不能搞计划经济,也不能够把权力交给几个精英,关在屋里就制定一套法律,全国人民去遵守,而是应该交给司法的公平和正义。但神本主义、保守主义的西方是很多中国人不了解的。
苏联模式代表的西方,是垃圾和毒药;欧陆模式的西方良莠不齐,有好也有坏,毛病很多,毒素不少;真正拯救了两次世界大战、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类,同时代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峰,把人类文明带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以神为本、经验主义的西方。
上帝是道的本体,上帝的话、上帝所定的法则又是祂的道。不同文明之间有几种关系,其中之一就是文明的认同,比如说英国和美国关系,美国独立战争跟英国打起来,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抱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文明认同,还有普世价值。比如说欧陆、整个西方、欧盟跟美国都能够抱在一块,为啥?虽然你是新教,它是天主教,但是大家都遵守普世价值。至于其他一些文明,三观完全不同,只能走向文明的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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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手与四个庚子年
400年前上帝听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呼求,就像爸爸一样,给中国送来了天使,这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带来了现代文明,带来了天上之爱,也是基督之爱。本来是可以打通我们中国人走向文明最后一公里关键的钥匙,好比说我们敬畏上天,但不认识上天,怎么才能认识上天,需要一个中间的介绍人,这个中间的介绍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我们却放弃了这把钥匙。
道就是上天的法则。上天的法则写在圣经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就是上帝的诫命,圣经就是上天的法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中国人自古讲的那个“道”,其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道的本体,祂所定的诫命就是上帝的法则!
中国人聪明得不得了,智商全世界最高,情商也特别高,我们唯一缺的就是灵商,灵商就是通灵,跟上帝的灵打通,怎么打通?就是两件事,藉着耶稣这个人、藉着圣经这本书就打通了。
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出现了4个庚子年,每个庚子年都有上帝的印记,非常清楚。1840年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国不仅开放通商口岸跟西方做生意,同时也开放了文化,就是宣教。《南京条约》里5个通商口岸,不仅可以通商,同时也可以传教。60年过去之后,1900年义和团要关门,杀传教士杀基督徒。结果上帝把门打得更开了,中国本土的教会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的血泊中诞生的,与此同时,西方派出了更多的宣教,不仅在中国的沿海口岸,而且进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个省份。又是60年过去,1960年中国出现了特大饥荒。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小文革,主要针对意识形态、反右、反宗教,把基督教关门,把北京几十座教堂关闭得只剩下几座,逼迫中国教会的领袖,比如1958年把王明道抓起来了。接下来1960年就出现了特大的饥荒。在去年,我就预测,2020年又是一个庚子年,庚子1.0战争,2.0是动乱,3.0是饥荒,4.0很可能是瘟疫。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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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及代价
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瞧知识分子,许纪霖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书,研究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书中介绍了近代以来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是传统的公民。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都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在日本受到的就是法国模式的西方思想,再加上俄罗斯模式的思想。所以许纪霖就说,从骨子里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张之洞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带着一种中国文化的骄傲。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西方也就是科技大炮有影响,如此而已。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梁启超)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今年我们再谈“五四”的时候,很多人转发,但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到底怎么回事?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这帮知识分子他们认识西方吗?他们了解三个西方吗?根本不了解,说是学贯东西,其实是半懂不懂,误人子弟,瞎子领瞎子,把中国带到坑里面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中国是有神还是无神?中国是激进还是保守?中国是回归天道信仰、完成天道信仰,还是另搞一套?
这帮人做出了一个历史的选择——非基督教运动,反基督教运动,不要基督教运动,不要上天的运动,不要天道的运动。一个激进的、一个革命的种子就此诞生了。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第一信条就是启蒙主义运动。很明确表明《新青年》倾向在中国发动一场类似于法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不就是血流成河的大革命即将爆发吗?
我们根本不需要看什么《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书了,我们早就掉到法国那个坑里面去了。什么时候掉进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开始了,第二代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掉到法国模式的坑里面去了!
1922年3月11号,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以支持。3月21号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手发表宣言,通遍全国。
宣言说: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如同洪水猛兽,有宗教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我们今天看这些话,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他们办了很多非基督教杂志、反基督教特刊杂志,说教会都在杀人,把孤儿院儿童的眼睛挖出来,如何如何,竟然大家都相信。
这就是我们对宗教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出现了五代知识分子,那你想想看有没有从这跳出来?没有,都在坑里。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纪念“五四”一百周年,有过什么深刻的反思吗?没有。
要说救亡还是启蒙,这是中国近代的问题,说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启蒙没有走到底,所以中国才出事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叫新的启蒙?
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是启蒙的问题吗?启蒙有啥用?启蒙没有用。
多年之后,耶鲁有一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中国人太高看那几个意大利的画家了,太看重文艺复兴了,其实他们没啥影响,意大利经济现在也搞得很糟糕;我们太高看法国的那几个文人,太高看启蒙运动,有什么重要意义吗?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教会,因为教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真正重要的是新教改革,新教改革解放了金融,新教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新教是市场经济的妈妈。大家看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可以知道,这个太重要了,新教领导了世界500年,但是我们啥都不懂,我们根本不懂这一枝。花开两朵,我们只表一枝!
救亡还是启蒙,这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就算没有救亡,启蒙一直走下去,也是走到法国那条路,最后剑走偏锋就变成苏联模式,变成俄国那条路了。
知识分子很重要,罗曼罗兰说过,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载体。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良心,也代表一个国家的未来,所以知识分子所做的自由的选择,是要担负责任的。上帝可以引导人做选择,但上帝是给人自由的。就像当年的亚当、夏娃,上帝给了他们自由,他们甚至可以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造的人不是机器人,上帝造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但是回过头来,人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担负责任,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
做了选择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100多年的荒腔走板。李慎之说“风雨苍黄50年”,其实风雨苍黄100多年,灾难连连,到今天我们好像还在罪的深渊里头难以自拔,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走不动了,改革已死。
回过头来看谁受最大的委屈,谁受最大的罪,谁受最大的苦,谁受最大的羞辱,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会三反,一会肃反,一会反右,一会文革,一会清污(清除精神污染)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经常被裤子脱下来,打那白花花的屁股,一遍一遍地打,惨无人道,一片惨痛的叫声。
这能怪谁呢?谁也怪不了,只怪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做了选择,你打屁股你活该,不要怪任何人,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自由意识,是你的自由选择,你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1957年7月7号晚上,毛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坐闲话。大家围坐在一块闲聊,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正是反右,他想问的是:要是鲁迅今天活着,你们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呢?毛的回答直截了当:‘’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文章,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年了,从第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鸦片战争到现在快200年了,四个庚子年过去了,我们有什么思考吗?有什么深刻的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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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都不重要,土壤最重要
五四运动的研究专家周策纵,他写过《五四运动史》,过去都是禁书,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有机会大家不妨翻一翻。小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知识分子,确实比任何的政治学家、法律学家,更早地提出了宪政。他讲德先生、赛先生没那么重要。民主重要吗?不重要。我再讲一次那句话,德先生没来,赛先生没来,谭德赛先生来了。而且德先生、赛先生就算来了,恐怕也未必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谁?我认为是杨小凯。小凯在十几岁就是一个天才的少年,他关心我们的国家民族,《中国向何处去》大作就写出来了,康生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写的,他说怎么可能呢?后面一定有长胡子的。康生、江青把他抓起来追查了半天,结果还就是杨小凯自己写的。
文革结束,小凯从监狱里出来直接考上研究生,后来又到国外去修学,一直在探求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找来找去,他找到了市场经济,中国要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让中国富强,“市场救中国”这是改革开放。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小凯,包括我们在内,大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常迷信的市场经济救中国。
但是小凯后来再研究,发现不对,市场经济得有产权基础,就像一个人,上身穿着漂亮的衣服,下身没穿裤子,等于没穿,同样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产权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吗?当然不是。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强调保护私有产权,强调产权,再后来他发现产权需要建立在现代政权制度的基础之上,否则政治权力总是在蹂躏产权,产权奄奄一息,最后产权没了,市场也没了,市场经济自然也就没了,后来杨小凯就变成一个宪政主义者。
古希腊就是民主制度,但是他们把苏格拉底——希腊最优秀的儿子——给吃掉了,所以民主没那么重要,民主不如宪政重要。所以小凯说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宪政与共和。
再后来他发现也不对,宪政成功的国家没那么多,很多国家把美国的宪法照搬,也没有建立成为宪政国家,宪政好像一棵树,它要长在好的土壤里边才行,什么土壤是好的呢?基督教的土壤,所以他最后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小凯差不多走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前沿。
朱学勤也有过反思,在80年代的时候,朱学勤就写书,他说法国这套东西就是乌托邦,好比说山怀孕了,山崩地裂,但最后生出了一个老鼠。播下去的是龙种,生出来的是跳蚤,一地鸡毛!
朱学勤反思说:“打断者被打断,颠覆者被颠覆,法国大革命失败才教会这个自由意志的无套裤汉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经验主义的绅士风度。反过来也是这样。经验主义惊魂沉淀之后,也开始尊重先验主义的开阔视野,与之握手言和,共同创造历史。”所以革命最后发现,不如走向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不如走向先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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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省思
我们有太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
▍省思1:有神还是无神?
有神还是无神?今天上帝让我们再一次选择。
▍省思2:天道还是人伦?
儒家文化讲的是人伦,因为我们只是敬天慕道,但是搞不太清楚什么是天道,所以我们回到人伦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我们选择天道还是人伦呢?
▍省思3:神本还是人本?
法国模式就是人本,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理性,把人的理性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事实上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是有限理性。
不仅如此,人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人的道德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必须交给经验主义,就是交给市场,就让各个企业去分散决策。同时,几个人关在屋里制定法律,即使是大陆成文法也有很大的问题,还不如交给人民群众去创造法律。case by case,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推动制度的建构,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推动市场的资源配置。
同时,不能把人抬得太高,不能以人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才行的。以人为中心,人就会变得极其骄傲、狂傲,最后你杀我、我杀你,把人当成神啦。人没有无限的价值,只有有限的价值。如果把有限当成无限,把人当成了神,代替上帝的位置,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就要出问题了。
▍省思4:智慧还是知识?
智慧还是知识?知识就是1+1=2,智慧是认识你自己。所以苏格拉底抽的那张签说苏格拉底是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他就不相信,他说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很聪明,然后他找了一大堆人,木匠诗人,最后发现还是上帝没说错,为啥呢?因为这些人都很有本事,也很能干,很有知识,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本质上是没有知识的。所以苏格拉底说,上帝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在这点上我就比他们更有知识,所以我就自然变成最有智慧的人了。
所以,智慧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智慧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承认自己有限,需要上帝,这就是智慧。相反我们很多人还在修身养性,总想立地成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内圣外变可以成王了,或者是放下什么,你就可以成什么了。总而言之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神,没有看到人和神之间的根本的不同,所以就是没有智慧了。
▍省思5:启蒙还是启示?
启蒙还是启示?启蒙就是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鼓吹人很厉害,很聪明,把人捧得很高,最后掉到坑里面去。启示就是说知道人的认识有限,人生有限,承认自己无知,然后敬畏上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启示。上帝所说的话就是启示,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按照上帝所制定的秩序去做。
所以有一个大法学家说过:人类根本没有资格制定法律,上帝早就制定了法律,人们只不过是贯彻而已。王法必须合乎天理,必须合乎天道,必须合乎启示,否则王法就是恶法,就根本行不通走不通。这叫启示。
人类现代文明,比如:婚姻制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法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就有法治,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认可了。但是回过头来想,你觉得这是启蒙出来的,还是启示出来的呢?
中国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天上既然没有两个太阳,当然地上就不应该有两个君主,专制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符合人的理性思维。同样婚姻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一个男人娶几个老婆很正常,三妻四妾,苏童写的那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挂》,原书的名字叫《三妻四妾》。他开篇就说,每一个男人都盼望着三妻四妾,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太符合人性了!所以辜鸿铭也说男人就是茶壶,女人就像4个杯子,所以三妻四妾一夫多妻这很正常。
而今天人类社会文明走向一夫一妻制,是怎么出来的?是人能想出来的吗?不是,是圣经里面上帝启示出来的。因为上帝把亚当、夏娃的婚姻建立起来,只有一夫一妻,祂没有给亚当造两个妻子,三个妻子,上帝完全可以给他造100个妻子都没问题,很轻松,但是上帝没有,上帝给他造了一个妻子,所以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才是符合天道的婚姻家庭。所以最后人类文明就走向了一夫一妻,不是启蒙出来,是启示出来的。不是理性想出来的,而是超越理性启示出来的。
同样的宪政也是启示出来的,当年的美国修宪政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在上帝面前祷告,看圣经,然后得到启示。去北美的都是宗教移民,不是经济移民,也不是难民,他们就是要寻求启示,要按照上帝的启示来建造一个新的国家。上帝的启示说,首先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上帝给的,叫天赋人权。其次就是每个人都有罪,罪人掌握权力就必然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人性是罪恶的,这就需要制衡。
人权不是皇帝赐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人权是天赋的,他们坚定地相信每个人的权历是从上天来的。所以川普一直说我们信仰上帝,不信仰政府。权力也不是社会契约论说的那样,一大堆人商量说给不给人自由,那不就变成大多数人暴政了吗?变成古希腊了吗?人权和自由是上帝给的,谁都不能剥夺,皇帝不能剥夺,皇帝剥夺就是暴君;然后政府不能剥夺,否则就是暴政;也不是大多数人立契约来定,否则就变成大多数人暴政。
任何人也不能掌握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宪政就这么出来的。所以没有一批对自己的权力、自由有坚定的信仰,对自己的罪恶有坚定的反省,没有这么一群人,也很难建构起那样的一个制度。这不是启蒙出来的,而是启示出来的。
▍省思6:工具还是价值?
再一个,你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这些年我们中国人的科学技术,不就是工具理性吗?你只是工具在一个技术的里头起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价值理性,你要有价值观,不要陷在工具里头,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省思7:宗教还是信仰?
另外,宗教还是信仰?大家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混肴了,我常说一句话叫宗教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宗教繁荣昌盛可能信仰荡然无存。在中国某些地方,宗教极其发达,但是没有信仰。信仰是什么?是人跟上天的关系以及人对天道的认识和尊重,这就叫信仰。信仰是个性的,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相信不相信上天的法则,愿意不愿意遵守这信仰。宗教规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制定出来的一整套清规戒律,事实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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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建了很多的教堂,教堂拔地而起,但是信仰在地上摔得粉碎,所以马丁路德愤怒了,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教堂的门口,即《九十五条论纲》,炮轰天主教。他炮轰的是宗教,回归的是信仰,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关系,愿意遵守上帝的法则,这就是信仰。宗教是杀死信仰的,宗教是信仰最大的敌人。
耶稣在世界上,他也没有批评凯撒——罗马的皇帝;也没有定那妓女的罪,祂说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了;唯独痛责那些宗教领袖——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呢?后来我就明白了,祂说你们自己不进入天国,还阻挡了别人进天国。你们这帮坏人,阻挡着别人进入到真正的信仰里去,你们用宗教杀死信仰,那是最坏的。
▍省思8:理性还是灵性?
同样,理性还是灵性也需要我们反思。过去我们中国人就是崇拜理性,理性是以人为本,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灵性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人是有灵的活人,灵性就是人里面的良知,可是人的良知很微弱,怎么把它激活?就像电灯泡,通电它就亮了,不通电,使劲地擦灯泡是不会亮,只有接上电源,也就是信仰上帝,与上帝连接,人才会有从天上来的能量,即灵感,激活人的良知,上帝是个灵,圣灵是神圣的灵。
▍省思9:激进还是保守?
中国人尝试了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还没有尝试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法国在自由主义的引导下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我们不要再有激进的东西,就如李泽厚所说:“告别革命”,激进只能搞破坏,砸掉一个东西很容易,但是建设一个东西没那么容易。我们是要激进主义还是要保守主义呢?
▍省思10:急功近利还是立定根基?
我们经济学家以前经常瞧不起企业家,觉得他们急功近利,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岂不是比所有的人都更加急功近利吗?
如果你知道这是正确的事,你就要去做,不管他是快还是慢,就像建房子,如果要建100层楼,就得慢慢打地基,打地基可能需要两年或更多的时间,如果房子根基只能支持5层楼,你非要建50层,非要建100层,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倒掉。
中国的24史就是24次死亡,24座墓碑一遍遍地倒塌,为什么?就是根基不行。立定根基,不能急功近利。
▍省思11:假冒伪劣还是回归正道?
我们要反思,假冒伪劣还是回归正道?回归正道就不要搞“假冒伪劣”。中国人最喜欢搞假冒伪劣,商业上是这样,学术上也是这样。我们觉得基督信仰很好,但是这是外国的,我们别搞这个,我们搞一个跟他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的人说用审美来代替宗教,有的人说用主义来代替宗教,有的人说用政党来代替宗教,这些年又说用国学来代替宗教,说到底就是觉得基督信仰很好,支持着西方文明,但是我们不想学,我们搞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这就叫假冒伪劣。老想用假冒伪劣来充当正牌产品,最后发现功能就是不行!
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从个人主义出来的自由主义,还有一种是从保守主义出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抉择的是天道信仰,我们当然要保守主义了,中国要从历史朴素性的信仰,进到启示性的天道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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