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他的《忏悔录》

作者：赵晓

感谢映光，他在我发出《三种人，三种理想，三种建构》一文后，以光速给了非常棒的一个反馈：

“您对三种理想归纳得非常好，基本对应了克尔凯郭尔人生三境界吧，最高的是信仰的追求！但把托尔斯泰和白左茨威格并列谈可能欠妥。托氏晚年曾写过一本《忏悔录》，不长的一本小书，但非常重要，是托尔斯泰回归信仰之作。西方三本《忏悔录》影响巨大，奥古斯丁和托氏的《忏悔录》都是在神面前认罪，卢梭则是炫耀他的罪。可惜卢梭的《忏悔录》在我国被抬得最高、影响最大。托尔斯泰《忏悔录》前半部分是对东正教假冒为善的批判，以及对自己年轻时代败坏的忏悔和反思，后半部分则是在讲自己如何在晚年回归上帝，回归信仰。因此托尔斯泰和茨威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基于上述回馈，谈谈我对托尔斯泰（LeoTolstoy）的《忏悔录》的一些感受。

一、人人都会面临生命终极意义的困惑，托尔斯泰也不例外。

托尔斯泰像所有的人一样，在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和困惑。他说：“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

另一个触动托尔斯泰的是他哥哥的死亡。托尔斯泰说：“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托尔斯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自己也因为突然的疾病而死，那会如何？他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发现充满了空虚和放荡，他的事业也罢，才华也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在人生走向巅峰的时候，他不能不再次向自己提出那个问题：我为何来到世上，为什么而活，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因为长时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几乎要到自杀的地步。他再也不敢独处，也不敢带枪打猎，就怕自己轻率地结束生命。

托尔斯泰喜欢深究一切事物的内核，然而对于生命的意义，他却分析不出个结果，秋使他的精神陷入空虚，最后“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二、《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托尔斯泰也如此。

在他的读者眼里，托尔斯泰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但托尔斯泰自己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因此，他写《忏悔录》时，最大的担心是把读者绊倒了，读者们把他的污点当作放纵的借口。

1902年，托尔斯泰给朋友比留科夫的信中，如此说：

“……我担心，我答应您写回忆录（即后来的《忏悔录》）的诺言会使您失望。这件事我曾经想过，但发现要避免自我吹嘘和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生活中的所有卑劣行为实在是太困难了。把自己的全部肮脏、愚蠢、缺陷、卑劣完全如实的，甚至比卢梭还要真实地写出来，那会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或者文章。人们会说，瞧，这就是被许多人抬得很高的那个人，他原来是个无耻的家伙，我们这些普通人就更不足为奇了……”

他在《忏悔录》中谈到：“回望这些年，伴随记忆而生的都是诚惶诚恐、极端厌恶和痛彻心扉。战争中我残忍杀戮，给对手设套决斗，而后毙之。赌博输钱，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将其处死。荒淫无度，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信口雌黄，私通旁族，纵饮无度，凶残暴戾，戕害人命……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人们却以此来夸奖我。我的同龄人过去认为，或者现在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中国读者或许认为托尔斯泰是出于高尚的灵魂和动机而写作，但托尔斯泰说他真实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名和利。他说：“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他承认：“尽可能多地获得金钱和赞扬，才是我们藏在内心深处的出发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尽可能多地著书、写专栏。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托尔斯泰都是如此不堪，这世上还能找到完全的义人吗？

三、人人都是有罪，托尔斯泰身边的人也如此。

罪人不止托尔斯泰一个，而是人人都是罪人。托尔斯泰说到当时上流社会的罪恶情景：

“我也曾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但那时我太年轻，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当我寻找为善之道时，我孤立无援。每一次，当我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时，世人却用蔑视和讥笑对待我。但每当我沉迷于可憎的情欲时，却是一路的掌声和加油声。我的爱慕虚荣、争权夺利、贪财好色、自高自大、暴跳如雷、打击报复……所有这些行为又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变得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并且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赞同。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人，她老是对我说，希望我能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她说：‘最能造就一个男人的，莫过于跟体面的女人做爱。’她还希望我成为一名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她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讨一个富人家的姑娘做老婆，由此获得更多的农奴。”

在他72岁高龄的新年第一天，他在日记中写到“记起我的少年时代，尤其是我的青年时代。别人没有给我灌输过任何道德原则——一点都没有。我周围的大人自信地吸烟，饮酒，过放荡生活（特别是过放荡生活），打人，要别人给他们干活。我也干了很多坏事，自己并不想干，只是想效仿大人。”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举止和疯人院里的疯子没有任何差别，但当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怀疑这些。像所有的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疯子，除了我自己。”

四、宗教不等于信仰，宗教其实是信仰最大的敌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宗教是信仰最大的敌人》。文章谈到，宗教是人为的清规戒律，信仰是人和上帝之间的生命关系。宗教捆绑人，信仰让人自由。宗教不能改变人，信仰才能改变人。宗教常常是信仰最大的敌人。

托尔斯泰的经历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托尔斯泰开篇就写到：“我自幼受东正教的教育和洗礼，此后，它伴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然而，当我十八岁并从大学二年级退学后，便不再相信他们教我的任何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任何时候也不曾真正地相信过什么，只不过信任那时人们教我的一些东西，信任大人们在我面前对主忏悔时说的话──其实这种信任是不可靠的。”

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但唯有基督新教以“政教分离（其实是政教分立）”将权力关进了笼子，天主教则因凌驾于王权之上而陷入权力必然导致的腐败，而东正教则在俄罗斯沦为王权的“宠物”，也因此陷入假冒为善。

托尔斯泰讲自己为何放弃了东正教，就因为东正教的“假冒为善”。

“一直以来，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往往都是愚昧、残酷和不道德的，这些人大都自以为是；相反，不信教的人，大多都是睿智、诚实、正直、善良和高尚的人。”

五、托尔斯泰在宗教中失落，转而寻求信仰，却又感到迷茫。

他在《忏悔录》中说到：

“与其他人相同的是，我自幼接受的教义在心里已经消失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开始大量读书和思考，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是有意识地脱离宗教的。从十六岁开始，我就停止祷告，不主动去教堂，不做斋戒和礼拜。我不再相信小时候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但是我仍有自己的信仰。我究竟相信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说我不反对上帝，但是上帝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反对基督教及其教义，但是这教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六、托尔斯泰最终走向的是“托尔斯泰主义”。

《忏悔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转变。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举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例子。佛的答案是世界本来就是虚空的假象，最好看透这些假象，不再为之欺骗。托尔斯泰为了寻求这个答案，翻阅了无数哲学著作，他最后的总结是哲学对人生意义的回答要么是人生没有意义，要么是给了一个X=X或者0=0的答案。

托尔斯泰最后把出路放在农民身上：农民虽然生活很贫穷懂得的道理不多，生的意志却高涨，他们如果有活下来的生机从来不会去考虑自杀，而且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那是因为他们不做这些哲学思考——理性来源于生命，所以理性很可能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强行要它回答，它可能会做出生命没有意义这类的否认生命的解释。

托尔斯泰因此认为，生命的意义不来源于理性，生命的意义只能从信仰中来。

他总结道，世界上所有的信仰其核心中都指出一条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如己”。他认为这是一条人类最原始的信仰。如果抱有这种信仰，从中获得的幸福体验比任何幸福都大，都要高尚。这条信仰可以向一切人推行而没有任何矛盾，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从来不会畏惧死亡。在得出这个结论后，向别人推广这一思想就是他的毕生目标了。

这种将人生的意义视为“求善”的说法，并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基督教强调的是人没有善、乃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因此才需要基督的救赎，但真正得救的人必然行善，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自我求善，而在于与神同行。

所以，我为俄罗斯伤感，俄罗斯最伟大的大脑和心灵并没有在基督里找到归宿，不像加尔文和约翰·卫斯理所照亮的土地，俄罗斯走在一条堕落、痛苦而迷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