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论天下：也谈“巨变时代的人文断层”！
作者：赵晓
陈丹青有篇热文《人文和教养，在巨变的时代被作为代价牺牲掉了》。
他现身说法，娓娓道来，以自己逛罗马古董店却不懂得和店主先打个招呼为例，指出中国人的“教养”或者说“人文素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他为此进行了国际对比。20世纪90年代美国爱荷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让全世界在天体学研究中，近百年的累积，一半变成了空白，也让当地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担心被报复。然而，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荷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
“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
陈丹青感叹：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和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
他又对此进行了历史对比。中国近代，梁启超死于当年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但他请周围人不要公布，以免老百姓不信西医。他拿自己的命为现代化作牺牲，这就是教养。
陈丹青认为：思想、道德可以学，可以说，教养却是装不出来的。
他由此谈到“人文”。“人文”这两个字，汉语原来没有，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
文艺复兴以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世纪，上帝顶要紧，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罪人……到了文艺复兴，所谓“人”，所谓“人的价值”，抬起头来，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人最重要。
文艺复兴有一件标志性作品，就是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全裸体；还有波提切利，画过“维纳斯诞生”，也是全裸体。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来画凡界的人，或者说，以凡界的人的样子，来画传说中的神——人觉醒了，一切以人为本。
他断言：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都在传递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要提人文素质呢？
他的答案是：中国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出现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十年大乱。
“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十年动乱”则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
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
他痛感：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出现断层，这个国家要付很久很久的代价。
这篇长文最后写道：
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
上面就是陈丹青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硬伤以及我对所谓“巨变时代的人文断层”的看法。
首先，我要表达对陈丹青的敬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他的独立人格、自由理想、人文精神就像一股清流，滋润着许多人的心田。在期盼一个自由而文明的中国这一点上，大家可谓心有戚戚。
不仅如此，陈丹青的睿智，看问题的洞察力也让我油生钦佩。《南方人物周刊》十周年纪念时，时任社长徐列曾请贺卫方、陈丹青，还有在下在京城做过一次跨界论坛。会后交流，我谈到中国有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的可能。陈丹青的判断却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都是做事顶认真的国家，中国人做事却很马虎，因此就算想做法西斯国家也做不了。如此看问题，可谓洞察人性、谙熟国情、入木三分！
其次，我也要表示我对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的认同，提出这个话题就高屋建瓴。比如，教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之变、“十年动乱”，的确是造成今天的人文断层、教养欠缺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篇文章的硬伤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错误认知完全可能误导中国，误导苍生，再次断送未来。
第一，逻辑上的硬伤。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并列举了“五四”对中国传统的中断所带来的伤害。但与此同时，文章又明显对文艺复兴对于西方1000多年基督教传统的颠覆大声喝彩。那就要问了：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中断掉基督教的道统值得赞美，而中国“五四运动”中断掉孔孟的传统就成了问题呢？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和思维呢？
第二，认知上的硬伤。陈丹青文章中所谈的“教养”，说到底是对他人的在意、尊重、关爱、怜悯、饶恕，本质上就是基督教倡导的爱的理念啊！可是，陈文却断言，这一切是从“文艺复兴”来的，“人觉醒了，一切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人其实是很自私的，只会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主，最终，他人就是地狱，人人争当人上人，根本不可能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
陈丹青文章中所举的美国的例证，恰恰不是因为“以人为本”，而是“以神为本”，进而建立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法治社会。美国的文明和美国人的教养不是因为文艺复兴，而是因为基督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建构、教会的作用，基督徒们爱的生命的活出。
第二世纪的著名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whathasAthenstodowithJerusalem）？！”同样，我们今天也要说一句“新教文明与世俗文化有何相干？！”
可惜的是，这个认知上的硬伤，也正是“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共同硬伤。陈丹青和胡适一样，都是崇尚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看不起“红左”，但他们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红左”代表却具有一个共同认知：那就是有意无意表露出来的对基督教的偏见。
这是因为，他们都被无神论的世界观、历史观洗了脑，他们天真地相信了一套宏大叙事：基督教下的欧洲是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多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让人的地位提升，才有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类今天的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而作为一个现代人信科学民主人文，不信神，肯定要比信基督高明，等等。
然而，这些全是对历史以及现代文明的无知与偏见，也是对“以神为本”的英美保守主义引领现代文明的无视，更是对中国文明转型的严重误导。
其实，无论是意大利文人和艺术家们所谓“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还是法国人强调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都没有带来真正的“以人为本”，也没有带来真正的现代文明。有的只是人的癫狂、放纵、神经错乱，有的只是“法国大革命”的血流成河，人头滚滚，以及从意大利人、法国人怀疑和否定上帝开启出来的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更加极端、暴力、疯狂的罪恶发作！
经济学家陈志武说得好，中国知识分子太高看文艺复兴那几个艺术家们了！他们其实对人的影响很小。真正影响大的是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教会了人们按新教伦理来行为，由此带来金融创新，也生发出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
丘吉尔总结得更到位，他说麻烦都是欧陆人搞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则是“英语民族”。欧陆麻烦的开始，正是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导致人们怀疑、偏离、否定上帝开始的。而英美，则因为对上帝的敬畏，走向了不同于欧陆“以人为本”的另一条道路——“以神为本”，通过新教改革，建立起自由、宪政、法治、市场的新教文明，引领世界文明500年，在二战和冷战中拯救世界！
陈丹青很推崇“五四”大师们，其实，“五四”的所谓大师普遍名不副实，既没有“明双目”，也就是不懂得和尊重中国古代敬天慕道的传统天道文明，更不懂得西方现代天道文明也就是英美基督信仰与保守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新教文明，更没有“开天眼（个人生命，除了理性认知外，更进一步到对上帝信仰的超越的灵性认知）”，“五四大师”们只不过是学了点法国人、俄国人的皮毛，同时又受到西方“白左”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一知半解，就敢拿这一套来贩卖，误导中国人，可谓是“瞎子领瞎子”，当然就把中国领到阴沟里去了！
看看今天的世界，再清楚不过：哪里上帝被践踏，人权就被践踏；哪里上帝被高举，人权就被高举。而所谓“以人为本”的无神论的国家，全世界找得到一个好的例子吗？
事情就是这么吊诡，追求“以人为本”，结果是人不如狗；崇尚“以神为本”，反而得到了“以人为本”！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自由与民主就有多远！中国知识分子到今天如果还停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套叙事中，还停留在“五四大师”们瞎眼的水平上，那这个群体可就真的彻底没救了！
其实，从五四到今天，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有时也觉得基督教很好，只是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承认自己不过是人，而且是有限、有死的罪人，和普通人一样需要上帝的拯救。他们自己又不愿信，却又希望中国有自由、有文明、有人文，那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自作高明，想到了搞“假冒伪劣”的方式——一会儿是某位高人提出用“美学”代替基督教，一会儿又有某位智者提出用“主义”代替基督教，一会儿又想到要用“国学”代替基督教，等等。
可悲的是，所有这些无不都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人文的一地鸡毛和神州的满目疮痍。假冒伪劣在物质产品上不可取，在文化产品上更不可取、危害更大！
我的结论就是：“巨变时代的人文断层”不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砸了孔家店，毁了中国的所谓“大统”，而是因为“五四”的瞎眼大师们搞了“非基运动”，带领中国走上了法俄无神论之风雨苍黄的道路！
可以对比的是和“五四”同一年的韩国的“三一运动”。韩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五四”大师们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日本学西方后崛起，因此他们不应该学日本，而应该学习西方正宗的基督教及主流的英美文明才对。如此，韩国就成了今天的韩国，而我们还在唱《罗刹海市》。
两相比较，谁是真正的大师，谁是冒牌货，岂不一目了然！
中国无神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该好好想想了，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告别“人文断层”，中国人生命的救赎究竟在哪里，中华民族的救赎最终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