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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卜天教授:“现代科学实际上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来实现的”
作者:赵晓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在今天的中国,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的成功是因为它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种观点假设科学与宗教本质上不相容。很可惜的是,不仅在不信主的中国社会,就是在今天教会中,很多人也持此观点。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期,我们在查教会2000史,其中就涉及“基督教与科学”话题的讨论。课后,Eric推荐了相关的“科学史译丛”,这套书均由清华科学史教授张卜天翻译,让我了解到张教授的相关观点。
张卜天,16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赴美攻读物理,后弃理从文,热爱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与翻译,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思想史。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近代科学的起源和科学革命,翻译了国内的主要相关著作。因此关于科学是怎么产生的,和基督教是什么关系,他非常有话语权。
张卜天的代表性译作如下:
《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新物理学的诞生》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牛顿研究》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
《西方神秘学指津》
《炼金术的秘密》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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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卜天通过研究科学革命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发现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并在其宗教观念与科学活动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例如,许多科学家的世界观基于神学思想,如认为自然受不变的数学定律支配。
张卜天在其最新译著《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的序言中,探讨了现代科学的起源,特别是17世纪科学革命在西欧的兴起。他据于事实挑战了“关于科学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提出:现代科学并不是通过摆脱宗教(基督教)而兴起的,相反,是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张卜天教授拨乱反正,为基督教说了公道话。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关于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解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某些地方,流行的观点是,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逐渐摆脱了宗教。根据这种观点,西方思想的世俗化乃是解释西方科学成功的关键。该理论的依据通常是,科学与宗教本质上不相容,注定彼此冲突。因此,只有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束缚,科学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然而,通过研究科学革命中一些主要人物,我断言,这种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例如,为科学的兴起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都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虔诚。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其宗教观点与科学活动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外,科学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认为自然受不变的数学定律的支配,在神学思想中有其基础。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现代科学实际上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所固有的某些宗教预设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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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用事实否定了“脱离基督教的世俗化产生科学”的主流说法,提出了相反的“基督教的宗教预设实现科学”的说法。如此,基督教,不仅不与科学相矛盾,而且事实上是近代科学之母。
那为什么基督教对科学的影响力直到16、17世纪才发挥作用呢?张卜天指出,这是因为新教改革期间发生的思想变革起到了关键作用。新教改革带来了对《圣经》和自然的重新解读。传统上,上帝提供了“自然之书”和“圣经之书”,它们被认为是贮藏永恒真理的平行之书。然而,新教改革推动了一种字面主义解读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圣经》和“自然”的字面解读,这使得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理解自然界。
让我来解释一下张教授的这段话。我们知道,中世纪天主教传统,无论是“圣经之书”,还是“自然之书”,都倾向于采取更为象征性和寓意性的解读方法(所谓“寓意解经”和“灵意解经”),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则被视为上帝启示的象征,具有深刻的宗教和道德意义。举个例子,传统天主教“看山不是山”,相反山上的一棵树,可能被视为生命之树的象征,传递着关于生命和信仰的教义。这就很复杂、主观不是?
然而,在新教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这种象征性的解读逐渐被削弱。随着新教强调对《圣经》的字面解读,所谓“以经解经”,同样的解读方法也被应用到自然界。从此,看山就是山。
张卜天认为,新教改革带来的文本诠释方法的变化,是现代科学兴起的重要催化剂。新教改革家们强调《圣经》的字面意义,这种字面主义心态排除了为自然物指定宗教意义的可能性,使得对自然界的研究从宗教关切中解放出来,能够运用新的系统化原则对自然物进行研究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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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新教改革时期,对《圣经》字面意义的重新强调,使得《圣经》成为鼓励科学研究的重要来源。例如,《创世记》中关于人类“治理世界”的命令,被重新解读为对研究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号召。科学研究因此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
因此,张卜天的研究表明,现代科学的兴起并不是通过反对宗教,而是通过基督教内部的某些宗教预设和新教改革带来的思想变革实现的。这些宗教预设和思想变革,不仅解释了科学在西方的兴起,还展示了宗教与科学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张卜天教授的论述为理解西方历史上的科学革命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突显了宗教在现代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张教授的研究很精彩,但从教会史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还不完全,那么,世界上更多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讨论和解释的呢?我这里介绍一些主要观点:
1、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
基督教具有合理的宇宙观:基督教的宇宙观强调上帝以爱心、理性和秩序创造了世界,上帝是有爱的,但又是理性和有序的,因此祂创造的宇宙也是有序和可理解的。这为科学探索提供了哲学基础。宇宙被视为一个有规律的客观系统,如此人类才可以通过观察和理性来理解这些规律。相反,如果宇宙不是被上帝创造的客体,而是神秘的灵体,那就根本无法成为作为主体的人类研究的客观对象。
基督教具有自然律的观念:基督教认为自然界遵循上帝设立的固定规律。中世纪的神学家如托马斯·阿奎提出过包括“自然律”在内的五种律,他和后来的科学家如牛顿,都认为这些“自然律”是上帝的意志的表现,这种观点鼓励科学家寻找自然界中的规律。所以,科学家们探索自然,其深层动机是为了更多了解和接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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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督教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大学的兴起: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化的基础。这些大学通常与教会有紧密联系,并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环境。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对古典知识的重新发现,以及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和个人思考的强调,为科学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围。
3、基督教神学、哲学和方法论的影响
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宗教改革后的神学强调对《圣经》的字面解读,这种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态度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弗朗西斯·培根等科学家提倡归纳法,即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受到基督教实证主义思维的启发。张卜天教授提出新教用“以经解经”的方法研究大自然,类似此法。
人类的理性与自由意志:基督教强调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探索和理解上帝的创造物,这种观点鼓励科学探索和创新。
4、基督教伦理和价值观的影响
基督教作为上帝的管家被赋予了探索和支配自然的神圣使命:基督教教义中的“文化使命”和“管家使命”(《创世记》1:28)赋予人类探索和支配自然的责任。这种使命感驱使科学家们积极探索自然界,以了解并利用自然规律,从而为科学探索预备了最伟大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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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特别是新教重视道德和知识的价值:因此,许多早期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科学研究被视为理解上帝创造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科学在基督教的世界产生”,与此相反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其他非基督教的世界产生”,是啊,为什么呢?
李约瑟1955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一七五〇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他很困惑,为什么一度比西方更先进的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呢?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事实就是,在其他宗教或文化中,虽然也有丰富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但现代科学的系统性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并没有像在基督教世界中那样全面。但何以如此呢?学者们的解释多种多样,如“李约瑟难题”的解释至少就有七、八种之多,但从根本上研究“科学的发生学”,主要原因其实就两个:
1、宇宙观的不同导致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宇宙设定:有些文化和宗教持有不同的宇宙观或自然观。例如,一些东方宗教更倾向于循环和整体的自然观,而不是基督教的线性和机械自然观;更倾向于神秘乃至巫术式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主观世界观。
2、哲学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对科学探索的动力:在某些文化中,哲学和社会结构可能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例如,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伦理和社会秩序,而不太重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理解。
结论:基督教成为近现代科学的妈妈,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原因和理由的。只有基督教,既赋予了科学家将世界作为客体去探索的可能,同时又为科学家探索世界提供了伟大神圣的原动力,因此最终哺育出人类近代科学。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信仰与科学并不矛盾,“没有信仰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信仰是瘸子”,硬要将两者对立,那是中了撒旦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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