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会自动纠错，纠错的永远是人——2024年诺奖得主《自由的窄廊》一书的启示

作者：赵晓

一、“制度决定论”的胜利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制度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这次获奖的三位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通过多年的研究揭示了国家财富与贫困的根本原因。我称之为“新国富论”。

早在2001年，他们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项实证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国家的繁荣与衰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共享的“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避免控制掠夺性的“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项发现帮助世人清晰地认识到，制度决定了国家的未来——是走向繁荣，还是走向衰退。

到了2012年，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政治与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命运的观点，雄辩地论证了：民主不仅是政治选择，它也是经济繁荣的根本保障。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短期内即便看似强盛，最终也注定走向衰落，最后只能吃草。

二、制度不能自动纠错

中国学者会非常喜欢阿西莫格鲁的观点，因为制度的确是重要的。但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在中国，主流的学者（如白左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迷信制度，误认为好的制度（例如美国的制度）可以自动纠错，进而忽视了人在制度演变中的关键作用。

阿西莫格鲁等却并不是这样浅薄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自己显然意识到制度本身永远不会完美，更不会自动纠错，制度自身不足以保证自由与民主的永续。因此，早在2006年，阿西莫格鲁与罗宾森在第一本合作的专著《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中，就探讨了制度的脆弱性，强调民主的稳定条件是消除推翻民主的潜在动力。

也正是这种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警醒，促使阿西莫格鲁与罗宾森在2019年推出了《狭窄的走廊》（The Narrow Corridor）。他们在书中指出，自由与繁荣的制度不是宽阔的大道，而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国家与社会必须在这条走廊上相互制衡、互相学习，避免国家走向极权或无政府状态。

书中他们以“吉尔迦美什难题”（Gilgamesh Problem）为例，揭示了即使设计了制度制衡，也无法防止人性对制度的腐化。因此，制度设计并非终点，制度的运转有赖于人民的持续监督和参与。

三、自由的狭窄走廊

《狭窄的走廊》表明，自由的获取和维护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曲折的过程。它不是通过一场革命或一纸宪法便可以永久维持的。国家与社会的力量需要在日常的政治斗争和协作中不断平衡。强大的国家需要具备执行法律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但也必须在强大的社会监督下进行制衡，避免成为压迫工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指出，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制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长时间的互动与合作逐渐形成的。这种互动不仅推动国家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也加强了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四、信仰与社会力量的重要

回顾2024年诺奖得主的系列论述，我们重视自由与民主的制度时，不容忽视信仰与文化的力量。《狭窄的走廊》揭示，虽然制度设计很重要，但制度本身不足以自动维持自由。制度的成功运行依赖于文化信仰和社会责任感的支持。

这也正如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所言：“只有有道德的人民才配得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指出，美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民主制度，更在于公民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这些信仰和民情形成了自由与法治的文化土壤，保证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长期有效运行。

结论：制度的确是重要的，但人比制度更重要。

制度本身并不会自动纠错，纠错的永远是人。正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在《狭窄的走廊》中所指出的，自由不是由制度自动保障的，而是由人民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斗争争取来的。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同样强大的社会来制衡，而强大的社会则需要具有信仰、自由精神和道德的公民。因此，制度是框架，而人民的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