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DNA，中英两国有啥不同？

作者：赵晓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我们，制度至关重要，而制度可以追溯到制度的 DNA。由于美国的前身是英国，所以我不谈中美比较，转而对中英进行比较，实际上就是要比较两国历史上的制度DNA。这种“DNA”不仅影响了各自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路径，还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观念、国家治理方式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我想从四个方面来比较中英两国制度DNA不同。

1.大一统与分权自治的历史传统差异

中国的制度DNA深受法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源于秦朝的统一，并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不断强化。大一统强调中央集权，认为只有统一的国家结构才能带来社会稳定与国家强盛。历史上，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统一总是国家的核心目标。这种大一统的观念不仅塑造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影响了中国在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例如，当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就体现了这种强烈的统一诉求。

而英国的制度DNA则强调分权和自治。英国从早期开始，四个王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各自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即使在面对苏格兰独立公投时，英国也采取了和平的方式，尊重民意，通过民主程序处理分裂问题。这种分权思想深植于英国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中，例如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便通过法律限制了王权，开启了自治与分权的传统。

2.空谈社会道德与注重个人权力的观念差异

中国“儒表法里”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自儒家思想确立以来，又格外喜欢强调社会道德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体系。儒家学说提倡道德修养和忠君责任，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取决于个体的自我修炼和道德行为。这种追求高尚道德的文化理念体现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于“圣贤治国”的追求。这种文化倾向有时会导致“空谈道德”的现象，即注重宏大而理想化的社会目标，并用道德辖制个体，却忽视了如何有效保障个人权利的具体制度安排。

英国则自古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而非空谈高尚的社会道德。英国社会更关注实际的权利与自由，如保障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等洛克的所谓“文明三底线”。例如，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均强调，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保障。英国的政治文化中，个人自由和权利高于一切，国家和政府的角色是确保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而不是追求抽象的道德目标。

3.思想管制与个人自由的公共空间差异

中国的历史上，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一直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方式之一。从汉代的文字狱到明清的思想控制，统治者通过打压异见和限制思想传播来确保政权的稳固。这种思想管制的制度DNA源自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结构，强调政治统一和思想一致。

而在英国，个人自由与言论自由则被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1695年出版审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向完全的言论自由迈进。在英国，即便是政治反对者或异见人士，只要不违反法律，也可以公开表达意见。这种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保护是英国制度DNA的核心，体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传统也为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4.历史与现实中制度演化的路径差异

中国的制度演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虽然在某些时期有分裂与动荡，但大一统的思维始终主导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制度变迁虽然通过晚清的洋务运动，改开时期市场经济的引入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国家强力控制和政策主导的思维与文化依然非常显著。

英国的制度演化则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权力分配与再平衡。从封建时代的贵族分权，到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再到议会民主的兴起，英国的制度 DNA 更多地体现在逐步减少王权以及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力，强化地方自治和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另外，现代英国通过制度的灵活性与持续改革，还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位。

综上所述就是，中英两国在历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制度DNA：中国以大一统为核心，强调道德和思想的统一，而英国则以分权自治和个人自由为重。理解这些制度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两国的历史发展路径，还能为我们思考未来的制度改革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