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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四运动”与韩国的“三一运动”
作者:赵晓
“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1919年3月爆发“三一运动”,同年3月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外来思想和影响交织下,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五四”之前很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都为运动带来催化剂作用。
“三一运动”,为朝鲜日占时期的韩国独立运动,由于发起日为1919年3月1日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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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三一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包括反殖民的民族自决原则,鼓舞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韩国学生。“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中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
当时致力于韩国独立的高宗,于1919年1月22日凌晨暴亡。广大民众认为高宗是被日本人暗中投毒致死,全国各地群情激愤。当时的韩国的宗教领袖与工商企业界等33人联合起草了一份《独立宣言书》,要求国际社会给予韩国独立;并决定于3月1日在塔洞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公开宣读《独立宣言书》,把国葬变成反日游行大示威。
在这33人中,有16人都是基督徒。韩国是如何转向基督教呢?这也跟日本有关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儒家正统的中国打不过“脱亚入欧”的日本,直接导致了日本染指并在1910年入主朝鲜。日本是跟着基督教西方学的。于是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放弃儒家,信奉基督教。所以,韩国就由向东方学习转为向西方学习,跟中国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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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基督教本是从中国传入的,但后来居上。韩国的基督徒们不仅在日本占领时期拒绝参与当时强制推行的敬拜日本天皇仪式,更用基督信仰来理解朝鲜的命运:朝鲜人民受到日本的殖民奴役,是上帝对过往罪孽的惩罚;而旧约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则预言着朝鲜人将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从日本奴役下解放。
更加重要的是:当时,基督教对这片半岛上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有着深远影响,他们甚至是靠“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起来的。为此,基督教领袖跟学生代表双方约好,当代表发表演说时,学生们就前去声援,“三一运动”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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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戏剧性的一幕是:下午2点,约定发表宣言的时间已到,学生们却迟迟看不到那些宗教组织者的身影。3名学生代表决定前往这些组织者下榻的酒店——泰和馆,邀请他们按约前往塔洞公园。这些民族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说道:“我们不能和你们共事,请你们注意。”被拒绝后,学生们决定自己行动。但为了同这些拥有社会地位的宗教领袖合作,学生舍弃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在向围观的群众演讲时,用的还是这些“民族代表”们起草的宣言!
即便如此,还是引发了广大的流行,当天,共30多万首尔市民自发参与了这场游行示威运动。但相比“五四”的暴力,整个“三一”游行过程都井然有序,队伍所过之处,周围市民均自发加入,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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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督塑造韩国民族独立精神
基督信仰塑造了整个韩国民族的独立精神。很多中国人片面认为,信仰基督肯定不会爱国,但是韩国正好相反。日治时期,朝鲜人备受痛苦,700万人流亡国外。1938年,甚至韩语也被宣布为非法。与此同时,日本人要求他们向天皇来敬拜,即把天皇当作神,但是韩国的基督徒坚决不干,在韩国人的眼里忠于基督教就等于爱国。
柳宽顺,朝鲜半岛女性独立运动家,“三一运动”殉难者,被后世韩国誉为“韩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一个基督徒。金九,“三一运动”参与者之一,长期坚持抗日独立运动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统而受到韩国人民的尊敬,部分韩国人尊称他为“国父”。金九也是一名基督徒,曾经跑到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他们有一句话:“就算世界抛弃了你,主依然爱你。”
自1992年起,基督教文明在韩国政坛取得完胜。从1993年至今,韩国政坛完全是基督教内部的对抗:双方可以直接分成右派的新教徒与左派的天主教徒——唯一的例外只有朴槿惠。1993年,首位非军政府总统金泳三上台后,韩国走上了宪政民主化道路。今天我们在夜空中看首尔,城市当中的十字架比红绿灯更多,韩国是一个完全福音化、基督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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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仰必须处境化、生命生活化
我们国人的信仰很多是关在教会,口口声声“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如果问,中国的道路在哪里?很多信徒的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谈政治。”我们与韩国人的信仰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信仰在宗教里头不能落地,而韩国人的信仰恰恰是处境化,生命生活化。那么,不能够落地的信仰其实就是宗教的“塑料花”,而非基督的生命之花,它当然结不出果子来。
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年青人跟谁走,也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一直鼓励基督徒“明双目、开天眼、做长子”。“明双目”,国内国外都得懂;开天眼,得有正确的信仰;做长子,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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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的国际背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走向
“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有共同的国际背景:1918年1月的巴黎和会,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自决主张,对韩国和中国都有影响。两者都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两场运动都由学生担任主力。两场运动都成为“文化导航”,都塑造了各自的国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的转折点,塑造了今天的中国。”
两场运动都有国际影响。中国的五四运动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比如对新加坡也产生了影响。2009年,新加坡庆祝“五四运动”90周年,李显龙撰文:“它(五四运动)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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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场运动的方向和结局却完全不同。韩国由东向西(美),转向了英美,最终由儒家向基督,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中国是由东(日)向东(俄),由儒法向马列,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
“三一运动”是中国“五四运动”的催化剂,和同年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时间仅隔两个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韩国由基督教领导,一直走向今天基督化的韩国,但是中国竟然演变成了“非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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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顾,今向何方?
“五四运动”给我整体感觉是:它有很多的阴差阳错,与其说它是一个“movement”,不如说它是一个“incident”,而这个选择犹如“瞎子领路”,走到最后一起掉进坑里。如同《马太福音》15章14节的教导:“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未来,取决于国人的智慧选择。知识分子的心转向谁,中国的未来就转向谁。知识分子能够看多远,这个民族就能走多远。中国的教会能否预备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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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中国的保守主义在2020年第一次浮上水面。随着美国的大选,中国出来了保守主义。主义需要寻找自己的信仰,那么保守主义也很认真地在寻找自己的信仰。回过头来,信仰也需要寻找自己的主义,作为基督徒,请问你的主义是什么呢?信仰必须落地,必须处境化和生命化,否则就是宗教的“塑料花”,结不出生命之果来。基督徒要“明双目、开天眼、做长子”。
历史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或然的。在历史现实中,信仰人群责任重大。信仰人群不是贴着宗教标签的基督徒,天天躲在宗教的象牙塔里,而是需要真正信道并实践出来的殉道者。我们需要一群人,愿意付上代价,才能建设这个民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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