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刘瑜：“启蒙运动”是韩国民主转型的观念之源吗？

作者：赵晓

刘瑜的文章

清华政治学者刘瑜有一篇文章《当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观念的变迁如何驱动韩国的制度变迁》。文章关注了观念转变在现代民主转型中的重要，同时认为韩国民主转型的观念之源是“启蒙运动”的思想。

我一方面为文章精彩的主题喝彩，另一方面也为作者草率的结论惋惜。观念的确重要，但韩国的观念真的是来自所谓的“启蒙运动”吗？大谬，不然也！

先介绍一下刘瑜文章的内容。

作者认为，韩国是观念驱动的民主转型。

其中，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大学生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经济也是蒸蒸日上。为什么闹革命（刘瑜原话，准确讲是“争民主”——赵晓注）？因为观念的力量。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所以，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刘瑜进一步谈到，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也是如此。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当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时，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又是因为韩国人的执着。可以说，它断断续续地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四一九”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

观念又从何而来？有人认为，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刘瑜认为，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

“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有个说法，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生长出生命。

韩国自李承晚时代开始，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

当时的韩国也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此外，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究竟是哪里呢？刘瑜认为，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主权在民”的核心观念。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

启蒙思想的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以上就是刘瑜这篇文章的简要介绍。希望没有掩盖文章思想的精华与光芒。但接下来，就要与刘瑜博士认真商榷了。

质疑刘瑜之一：“启蒙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瑜在文章中谈到的韩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全都看过，其所关注的话题恰恰也是我所关注的。刘瑜讲到观念要先行，我击节赞赏。因为观念就是力量，解放思想，黄金万两，思想解放，万两黄金。人心就是土壤，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不根除平庸之恶，很难根除权力之恶。

然而，刘瑜文章的草率结论又令人非常失望。韩国的民主观念真的是因为“启蒙运动”吗？真的像刘瑜说的那样吗？——“民权观念”，“无论是韩国、中国、印度或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主权在民’的核心观念。”

如果是的话，那马上有个问题就来了：中国“五四运动”也是打着启蒙的旗号，并且继承了“启蒙运动”的衣钵，那为什么中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离韩国“两万六千里”呢？

要知道，《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包括刘瑜在内，几乎全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之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参见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如果播下的真是龙种，为何收获的总是跳蚤呢？

很显然，这实在说不通！韩国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是和相邻的中国，更和同族的朝鲜不一样。作为政治学者，刘瑜本应该以学术功力找出其中的不同，并告诉她的读者，也给深陷转型之痛的中国以亮光和启示，可惜她没有。

所以，坦白地讲，她显然既不真正懂得韩国的民主转型，也不懂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更不懂她口口声声宣称的“启蒙运动”！她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看完电影、激动之余的感性之作，而她文章的结论则是先入为主，想当然的。

到底怎么评价“启蒙运动”？同样是政治学者的刘军宁的观点与刘瑜截然相反。

军宁认为，“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苦难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其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看到了吗？刘瑜认为“启蒙运动”救了韩国，是韩国“民权观念”的源头，并且这在“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也都是一样的。军宁却指出，“启蒙运动”非但不是福音，反而是祸害之源，害了中国，也害了世界。

谁对？请耐心往下看。

“启蒙运动”的问题何在？军宁指出：“启蒙思想最致力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一句话，弃掉神，用人的眼光来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启蒙运动的魂，也正是“左”的起源。左，left，就是要偏离。偏离谁？偏离上帝。所以，无论是极权主义的“红左”，如斯大林，还是自由主义的“白左”，如胡适的老师杜威，也包括胡适本人，以及今天的刘瑜，他们有一点都是共同的，那就是：不要神，让人说了算！

这种抵挡上帝的人文主义的高峰是“理性主义”。军宁指出，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然而，悲剧就在于，人的理性既不完全，也靠不住。所以，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一再强调，人的信息不完全、理性不完全，人的道德也不完全，因此，必须警惕“理性致命的自负”。

可悲的是，理性主义将人心中自大、狂妄的魔鬼彻底召唤了出来。在历史的实践中，“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

这是因为，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

撇开“启蒙运动”的学术版，军宁指出，“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的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撒旦有三招：谎言、恐惧、诱惑。这三招，“启蒙运动”者全用上了。“理性主义”其实是“致命的自负”，是谎言。“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用的是撒旦“恐惧”招数。“乌托邦的理想”则是撒旦对人类的“诱惑”。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多年以后，被害惨了的东欧人民总算看清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玩笑！可悲的是，刘瑜等中国无神论自由主义者在遭受了百年蹂躏后，至今却还在梦中。

那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军宁指出，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

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启蒙运动”在中国结出的又是什么果呢？还是请刘瑜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回答吧！

当然，被无神论教育彻底洗脑，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视为人类文明圭臬的人仍然会在这棵树上继续把自己吊死！

刘军宁指出：“很多人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归因于启蒙没有完成，而事实是，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

可惜的是，“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其中，估计也包括刘瑜老师。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而这个靶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果基督教是落后的，而启蒙指的就是摆脱基督教带来的“蒙昧状态”，那“启蒙运动”在中国甚至于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基督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公民宗教。在没有基督教、完全不用摆脱基督教的中国，想要实现民主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所以还要“打倒孔家店”。可是别忘了，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孔子才是他们景仰的对象，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再怎么的，也还是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吧！因此，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对此，军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让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正是受“左”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中国总有一批人极其骄傲地以“国学”来抵挡自由与民主的西方文明。刘瑜讲“主权在民”，他们说，小样，我们儒家早就讲过“民贵君轻”“天下为公”。

军宁谈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的千年沉疴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还是以为药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按刘瑜之说，中国的问题估计也是“启蒙”不够，还需要“新启蒙”，是这样吧？

事实却是，“启蒙运动”的路根本不通，跟着走的人都掉进了坑里。

那什么路才是通的呢？

军宁指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

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柯克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这启示之路，不是欧陆启蒙运动指引的人本之路，而是英美基督信仰根基上的神本之路，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对真理《圣经》的启示、对神定秩序的敬畏、对公义制度的追求基础上的人间大道。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发展出了保守主义的“苏格兰启蒙”，最终通向了自由、繁荣、强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对世界的拯救。

泾渭分明、结果殊异的两条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清清楚楚，再也不要混为一谈，更不要停留在“五四”伪大师们高谈启蒙、抵挡基督的糊里糊涂的水平。

正本清源：“启蒙运动”是韩国民主转型的观念之源吗？

韩国为什么民主转型成功？也正是如军宁所说的——靠启示之路而成功，而不是像刘瑜所说的——靠启蒙思想而成功。

1919年，是韩国走启示之路，中国走启蒙之路的元年。这一年，决定了今后百年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引向了“启蒙运动”的道路，他们承继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立场，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大搞“非基运动”的闹剧，最终将中国带入无神论——“苏联模式”的泥潭。

很多中国知识人至今不知道的是，就在“五四”同一年，更早两个月的时间，韩国爆发了直接影响到中国“五四”的“三一运动”。所不同的是，韩国知识界敏锐地洞察到，日本既然是学西方崛起的，而西方的主流不是欧陆，而是英美，英美信仰基督新教，那韩国应该转向基督教才对啊。

相比于中国“五四”的糊涂大师，智慧的韩国知识分子从“三一运动”开始，英明地引领韩国走上了基督信仰+英美保守主义的光明道路。

不妨结合韩国民主转型的线索，来简要梳理一下韩国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及对于韩国民主转型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你可能想不到，韩国（准确地讲叫朝鲜，因为以前南北朝鲜没有分开）的基督教信仰，最早来自中国。

公元1603年冬，朝鲜使节李广宗到北京朝见宗主明朝万历皇帝。李广宗在北京发现了《万国全图》。地图的作者是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朝鲜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由此对这个新进的宗教充满了好奇。5年后，朝鲜科举状元许筠出使明朝，在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成为朝鲜第一个天主教徒。

一开始，基督教在韩国也是受“传统文化”抵挡的，直到19世纪后期，日本人来了……

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轰开了朝鲜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王朝蓦然发现，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洋的教会，而是东洋的侵略者，于是改变国策，容许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播。

在日本侵略渐深的19世纪末，韩国的教会变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动机、后备池。抗日基督徒相信：朝鲜人遭受日本的殖民奴役，是上帝对过往罪孽的惩罚；而《旧约》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预言着韩国人经过卓绝奋斗将从日本统治下解放。

记住，这里没有“启蒙运动”什么事，是基督精神成了韩国独立与自由的旗帜！

在日占时期，基督教成为韩国民族独立和观念启蒙的发源地之一；1903年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成为韩国青年在精神和体育方面健全发展的重要活动中心，为破除社会封建恶习，促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

1909年，朝鲜天主教徒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打响了朝鲜反殖民运动的第一枪。

1919年1月6日，朝鲜留学生在朝鲜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馆集会，决定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向日本政府和各国驻日使节请愿，并起草了独立宣言，决定于2月8日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二八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称：“若日本不应吾族之正当要求，吾族将与日本血战到底。”“二·八独立运动”，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先声。

1919年，已逊位的朝鲜高宗突然死亡，激愤的朝鲜人怀疑是日本人下毒，走上街头抗议。33名朝鲜工商业者起草签署了朝鲜《独立宣言》，其中一半是基督徒。

3月1日下午两点，卫理宗基督徒郑在镕在首尔塔洞公园大声宣读《独立宣言》，围观的民众群情激昂，高呼“独立万岁”口号向高宗停灵的德寿宫进发。到下午三时，追随者已至30万人，掀起了日占之下的“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数月，200多万朝鲜人投入到运动的烈火之中。

正是受“三一”运动影响，中国才有了“五四运动”。

“三·一运动”期间，朝鲜各地7500余人被日本处决；2033名基督教新教人士和57名天主教徒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起诉，2039名基督教徒被捕入狱，数千人为此而牺牲。

联结基督教与爱国事业的催化剂是：众多的基督徒拒绝崇拜日本天皇。虽然这种拒绝的信仰动机大于政治信念，但朝鲜人民认为，基督徒们不拜人为神，拒绝崇拜天皇而被关押，说明他们的信仰与民族独立事业及反抗日本占领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在基督教培才学堂长大，留学美国的李承晚，从上海回到了美国，在夏威夷、华盛顿等地从事韩国独立宣传和筹款。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韩国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10万人。

60年代初，韩国进入军人独裁时期。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韩国政府情报机关常以“朝鲜间谍”的罪名来对付反对派。然而，信奉上帝的教会因为与无神论的平壤是对立的存在，因此免于“亲北”污名，进而成了韩国民主运动最大的庇护所和集散地。

韩国教会与韩国民主运动就此合流。这当然也与“启蒙运动”没有一毛钱关系。

60年代末，朴正熙寻求“改宪”，将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改为可连任两次，教会就此登上政治反对的舞台。

最早出面表态公民抗命的，是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这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新教组织，代表约三分之一的韩国新教徒。他们在1972年，针对朴正熙谋求终身独裁的“维新宪法”发表宣言，称其为“破坏基本人权的邪恶力量”。

1974年，当韩国温州教区主教池学淳因参与学生民主运动被捕，韩国天主教会也正式加入反对派行列。

1974年5位主教领导5千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反对派组成了“民主统一国民会议”，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神职人员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最后发展成了全体国民参与的国民斗争。

朴正熙政权采用高压手段，利用新宪法赋予的非常措施权，于1974年接连发布各种紧急措施令，禁止对维新体制的批评，他的妻子在8月15日在一次庆典仪式上被一名年轻人暗杀了。?

1976年3月1日，天主教徒金大中等17人在首尔明洞大教堂纪念“三一独立运动”57周年祈祷会上，发布《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猛烈抨击独裁政府，要求朴正熙下台，成为韩国民权运动的标志。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还是教会神职人员。

金大中为此被朴正熙当局宣布违反禁止批评“维新宪法”的《紧急条例》第九条而被捕，后被大法院判处5年监禁，并剥夺5年公民权。1978年12月提前出狱后，金大中被软禁在家，要他“谦慎、抑制，不要抨击政府”。

1979年10月26日，朴的情报部长金载圭劝朴解除戒严。朴却表示：“必须把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不管杀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于是，金载圭在同朴正熙共进晚餐时，枪杀了朴正熙。韩国的威权统治开始摇动。

1980年代初，教会已成为“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活动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公共空间，他们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举行过几十万人的禁食祷告。罗马天主教、青年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和新教的牧师们都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成为政治异己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

但就在独立与民主的抗争中，韩国教会不断增长。二战结束后，韩国的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980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110万；而新教徒增加到900万，占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期间，在韩国西南部的光州及全罗南道地区，由当地市民自发组织的一次民主运动……全斗焕派军队暴力镇压，令数百人死亡，几千人受伤。史称“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

图为埋葬光州民主运动烈士的墓园

韩国教会在“五·一八”运动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月18日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光州基督教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等教会医院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整个抗争期间，戒严军切断光州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天主教会却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警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镇压后，广播站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

80年代中期，“光州事件”为人知晓，更多教会纷纷站立出来。他们可以容忍威权统治，可以把血汗工厂和劳资冲突视为经济腾飞的代价，但眼见镇压惨剧发生在自己的进步派教友身上时，他们无法安守教堂。

“光州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在光州发生武力镇压后，曾试图呼吁当局停止屠杀人民，更派出神父到汉城宣讲光州事件真相，以突破政府的信息封锁，并派神父到罗马促请教会呼吁韩国停止屠杀人民。该会在1987年首次出版发行了“光州事件”资料集、相片册，并举行7周年纪念活动。汉城的“天主教正义具现神父团”（具现即实践之意）更发表反政府声明，并放映从德国、日本带回来的“光州事件”录像带。?

一位在台湾就读的韩国女留学生，经常在夜晚哭泣，询问后得知，竟与“光州事件”有关。当年她因为家里贫穷，担心若被杀害，没人可以赚钱养家，因此没有参加光州的抗暴动。后来她感到非常歉疚，就经常在夜晚哭泣，并祈求上帝的宽恕。她说，他们那一代的光州市民，如果没有站出来抗暴，之后都感到愧疚不已。

请务必记住，不是“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让韩国人站出来，而是被基督所拯救、更新的灵魂，为着爱和公义站出来！

1981年，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迎来了民主运动的最佳契机。在全斗焕统治时期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韩国人要求恢复人权和民主，即使这意味着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所不惜。

1985年2月，由被压抑几年后刚刚恢复人权的新民党在第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一跃而成为韩国最大的在野党，这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基础。

1986年2月12日，由新民党和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推进民主化协议会”发起的“一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开始了新一轮的民主浪潮。?

1986—1987年，天主教大主教金寿焕号召160万天主教徒为在韩国早日实现民主而祈祷。金主教采取公开行动，拥护要求“进行修宪”以及表明“我们必须在韩国立即实行民主”。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National?Council?of?Churches）都强烈支持要求直选总统的运动。以牧师文益焕为首的“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会”成立了争取民主宪法委员会，举行了争取民主宪法行动大会，要求建立民主政府。?

1987年，这种连锁反应被历史推到了极致。这次抗争的导火索是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被情报人员拷问致死，最初站出来抗议的仍然是天主教会。被全斗焕收回普选承诺激怒的一些新教徒也一同发声。

面对示威人群，军警照旧以警棍、盾牌和催泪弹回应。这在过去曾经奏效，不过这一次，却彻底打破了韩国新教徒的沉默。无论倾向进步还是保守，新教教会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到6月下旬，连那些素来与政府合作的教会也发表宣言：这次站在民主一侧。

这一次，民主也确实赢了！

在“六月抗争”的背景下，出于内外形势所迫，全斗焕的接班人卢泰愚发表“六二九宣言”，同意下任总统由普选决定。韩国宪政与民主转型最终结成正果！基督教也因此成为韩国民族独立、自由、进步、民主精神的旗帜！

韩国的民主转型是因为“启蒙运动”还是“启示之路”呢？还是听听韩国民运领导人怎么说的吧。

金大中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堡垒。金大中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朝鲜人自豪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完整。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什么意思？金大中说的就是，韩国没有学习中国从古以来的大一统专制文化，也和中国“五四”大师们指引的“非基”道路分道扬镳，韩国转向了基督教，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因此塑造了韩国民族新的民族精神，且在考验中保持住了这一新的民族特性，因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成功，“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说的够清楚了吧？刘瑜草率、武断认定韩国民主转型观念是来自法兰西大师们的“启蒙思想”，结论错谬到了何等地步？中国五四大师们结不出的果，法兰西自己结不出的果，竟能在韩国结出果来。有本事，你倒是去朝鲜试试看！

结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自由与民主就有多远！

“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中国其实也一样！早就有智者指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自由与民主就有多远！自由，只属于配得的灵魂。

总结一下，“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的理性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启示远高于人的理性。正如军宁所讲的，“启示并不排斥人的理性，只是强调人的理性有限，担不起人对它寄托的厚望。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会带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

军宁的结论和我前面说的如出一辙。他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聪明的读者朋友，在两位优秀的刘姓政治学者中，您更同意哪一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