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论天下：从送外卖看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裕？

作者：赵晓

近日，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教授以自己一个月的亲身经历写成《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一文，引起热议。大家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工作如此卷？为什么中国人依然过得如此艰辛？为什么中国人的命运还是如此悲苦？……

邢斌教授一个月，送了2000多单外卖，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这一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一个月大约能挣个3000-4000块钱！

在外卖人看来，送外卖挣钱最苦，送外卖比老家种地更苦，只是种地根本不来钱；也比干建筑活苦，只是干建筑活不保准能拿到钱，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还跑了。另外，送外卖苦，但不是唯一辛苦的行业，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邢教授比较了国外快递业的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

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这些数据和最近披露的中国人的税前收入不到美国人的1/10的数据具有一致性。

邢教授还猜想，这一切是有人精心设计好的。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外卖公司的设计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不能让他们积累到可以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而让他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邢教授感慨：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中国外卖人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邢教授亲历这一切，并用后现代来形容，但我想到的却是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分析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英国工人阶级通常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有时甚至更长。他称之为“长工时制度”，这使工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和家庭。

——工人们辛苦，工资却很低，平均工资每周10至15先令左右。考虑通胀和汇率，折算到今天大致相当于几百到一千元人民币。恩格斯提到了“劳动理论价格”概念，即工资通常只足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活改善。

——恩格斯也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他们生活在狭小、不卫生的住房中，卫生条件恶劣。

恩格斯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剥夺了工人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工人的回报远远低于他们的实际努力，这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

2022年中国外卖餐饮行业市场规模近万亿（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9417.4亿元），占全国餐饮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5，外卖人数超过1000万，还使用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本应让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的幸福程度，但邢教授所描述的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却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恩格斯笔下19世纪英国的情形。

3000-4000的月工资在中国还不能算是低的！在2020年两会的例行答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公开披露：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而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很显然，这6亿低收入者构成了外卖人的劳动力池子，让他们以送外卖而糊口！而当前中国青年的失业率超过20%，甚至令一批高学历的年轻人也被卷入到外卖行业——号称“孔乙己内卷骆驼祥子”！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苦，勤劳却不富裕呢？我的朋友陈志武教授对此从经济体制、资源分配、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资源分配不均衡：中国的资源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个人和农村居民的经济地位较低。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但资源分配（如市场准入、金融资源等）仍受到制度和体制的影响，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难以获得公平机会。

2.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现象，劳动者难以享受到与努力相称的回报。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户籍制度差异，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受到限制，而城市户籍人口则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劳动者在企业内部的权益保护也不充分，导致工资水平难以反映他们的真实付出。

3.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中国的产业结构偏向低附加值制造业，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较为滞后。这导致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不高，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同时，技术创新不足也限制了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

4.社会保障不足：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异，很多家庭需要承担高额的医疗和教育支出，这对低收入家庭构成了负担，难以实现富裕。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裕”。而我想补充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国目前市场不市场，计划不计划，正处于经济学所讲的“权贵经济”的状态，既容易设租又容易变现，因此更加造成了两极分化的格局，有权的人将权变成了钱，而底层无权的人被变成了“人矿”。

改开以来，中国经济以GDP衡量，增长很快，但若以阿马蒂亚·森所讲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而论，则有明显欠缺。这又是国内学者相对忽略的地方。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意味着将人们的自由、政治权利和个人尊严视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强调人们的社会平等和权益保障。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遥遥在后，公民社会及个体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表达严重受限，因此不可能纠正不公平的体制以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虽然中国在减贫和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市场机会均等等方面仍存在严重问题。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们的基本权益仍未得到足够的保障。

邢教授深入第一线，揭开冰山之一角，再次让我们看到“民生之多艰”，所谓“厉害了我的国”只是幻象而已。同时，这一鲜活的案例也再次启示我们：

经济增长仅仅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人们的自由、尊严和权益同样重要；如果只有表层的经济改革，将无法成就完善的经济体制，建构“包容性发展”以及具有高幸福程度的社会！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公平、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才能实现更好的资源分配与收入分配，让同一片天空下的中国人共享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