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能超过希腊吗”？

赵晓原创

也谈“中国能超过希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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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能超过希腊吗”？

作者：赵晓

2023年10月，亨特·克拉克（HunterL.Clark）和马修·希金斯（MatthewHiggins）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能赶上希腊吗？》探讨了中国能否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能否赶上当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中位于底端的希腊。作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内将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而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的论证如下：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为21,400美元，要达到IMF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25%百分位的人均收入49,300美元，人均收入需要增长2.3倍，即到2035年平均年增长率需达到6.6%。而要达到当前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垫底的希腊的水平（2022年人均收入36,900美元），年均收入增长率需为4.3%。然而，历史数据显示，要达到这一增长速度的例子极为罕见，就中国来说几无可能。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表明，由于劳动力输入的下降和资本积累的递减回报，即使在乐观假设下，中国的未来增长也面临基本约束。劳动力和资本对收入增长的贡献预计将降低，除非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能够突然加速，但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相当高。

此外，国家管理经济增加、制度发展滞后、经济依赖投资支出过多、私营部门和政府债务水平高、房地产活动下降，以及对外贸易伙伴的去风险化行动等结构性阻力，将会使中国难以维持过去的生产率表现。

因此，尽管中国在教育、基础设施、分销系统效率、国家能力，以及在太阳能、电池生产和电动汽车等新技术领域拥有明显优势，但要达到习近平设定的收入增长目标的难度非常大，中国将不可能赶上希腊。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因此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篇文章的观点和人口学家易富贤前段的文章“中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完全一致。易富贤认为中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不可能赶超美国经济总量。

易富贤的文章驳斥了林毅夫老师关于中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乐观预测。他指出两个重点：

第一，所谓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也就是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其实是不断上调的。因此，中国即便明后两年进入高收入国家，也不意味着真正安全了，因为随时还有可能重回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更需要考虑长期增长趋势。

第二，林毅夫老师所讲的人口老龄化之后还能维持高增长的例子对于中国来说不成立，因为中国不是7%的浅度人口老龄化水平，而是高出了一倍以上。在2023年，中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到15.4%，远超过林毅夫定义老龄化的7%标准。易富贤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达到中国这样的水平后能实现年均GDP增长率超过4%的情况，即使经济表现出色的德国和日本也只能勉强实现1%左右的年经济增长。中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因此，林毅夫老师论证中国经济在2024到2035年间仍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能实现5%—6%的增长，从而使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说法是天方夜谭，就如同论证亩产可以万斤，或者60岁的男人还可以自然长个，妇女还可以自然生育一样的不切实际。

除了上述文章外，我也特别注意了相反的观点，以求兼听则明。

比如，有一篇林赛文（SayBoonLim）撰写的文章，就从多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2023年的中国不太可能重蹈1990年日本的覆辙，主要理由包括：

·尽管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近年来实际上有所增加，且预计将保持韧性。

·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中，30—39岁的工作人口占比较高，预计这一群体将在未来几年进入更高生产力的40—49岁年龄段。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正趋于收敛，这将推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聚焦于供给侧改革，有助于避免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中国在研发支出方面迅速缩小与经合组织（OECD）的差距，已在专利授权数量上超过美国，并在“关键技术”领域领先美国。

·户籍制度改革可能释放更多生产力增长空间。与196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所谓“过剩”问题不足以引发“失去的十年”。

·中国不太可能接受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货币升值压力，这是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1990年的日本银行相比，2023年的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更高。

但这篇文章有严重的缺点，第一，其对于中国TFP的数据引用可能是有偏差的，过度高估。第二，其对于当下中国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形势的估计也存在偏差，也是过于乐观地估计。由于TFP和人口长期趋势，恰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参数，因此这篇相反观点的文章的可信度就很低了。

多数关于中国TFP的研究表明，自2008年之后，TFP增长掉头直下，总体趋势一直是下行的。例如，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自2000—2009年的年均3.1%减缓至2010—2019年的1.1%（《最近中国生产率趋势的证据：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ProjectMUSE）。这一放缓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另有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早期经济自由化以来，TFP增长一度稳步上升。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TFP增长率持续下降，2013年接近零，2014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刘明康，《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现状、问题与前景》）。

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的生产率放缓及未来增长潜力》则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为2.8%。然而，在2009至2018年间，这一增长率显著下降至年均0.7%。尽管2017年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长的迹象，但这些增长指标仍然显著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报告同时指出，虽然全球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可能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国生产率的减速更为明显，这需要由中国自身的因素来解释。

人口方面的数据我不多列举了。易富贤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这里简述一下其与林赛文观点针锋相对的地方：

·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影响：中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23年已经占到15.4%，远超过林毅夫定义老龄化的7%标准。易富贤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达到中国这样的水平后能实现年均GDP增长率超过4%的情况。

·经济增长率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易富贤强调，随着中位年龄的提升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经济增长率会直线下降。45岁和50岁是经济增长与人口占比的分水岭。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高收入国家接近：中国的65岁以上老人占比、50岁以上人口占比、中位年龄与高收入国家很接近，但人均GDP只有高收入国家的四分之一，表明中国是“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再加上经济效率降低，结论可想而知：当然是经济不可持续甚至最终崩溃！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靠政府主导、投入驱动增长而不是创新拉动增长的方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债务经济模式都注定不可能成功。事实上，中国经济自1949年以来，已遭遇第一次“历史性失败”，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第二次“历史性失败”。这是值得各方尤其是决策者严重警惕的！

第一次“历史性失败”出现在20世纪197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后，因其内在低效率问题和对外高封闭，经济陷入穷途末路。邓小平说了一句实话，“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的中国经济并非没有增长！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1952—1979年整个27年中，中国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5.96%，而美国只有2.8%，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竟然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的问题在于，其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在不计成本的高投入下取得的，以牺牲技术进步为代价。这期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为负值：-0.71%。相比之下，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是正向的，其年均增长率为0.46%（以上据于李京文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周天勇近期的文章则谈到，1971—1977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却为负的2.04%。参见《周天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究竟来源于哪里？》）。

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为负值，也不是说这一时期完全没有生产力发展，而是这一时期中国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技术进步率，然而过度投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故不得不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最终因为消费支撑、没有创新驱动，这一低效率经济增长模式崩溃了！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经济得以获得空前的发展和活力。改革开放前后比较，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幅度分别降低66%和56%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却提高了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具体原因则是对外开放——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71%来自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内市场化改革——其中土地资产化和房地产市场化是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为了刺激经济，中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债务驱动模式，通过大量的货币供应和债务融资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虽然在数字上保持了增长，但背后的问题也逐渐浮现，直至现在走到了第二次“历史性失败”的关口，面临又一次的历史转折点。

·货币供应的过剩：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300万亿，这个数字不仅远超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总和，而且与其GDP相比，也呈现出了极不正常的比例。这样海量的货币供应，并没有带来等比例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丧失并面临“货币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是“债务经济”道路不通的明显标志之一。

·高债务比率：目前，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高达近400%。其中，新增债务有80%被用于偿还旧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不仅加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也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投资扩张模式的瓶颈：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模式，在国内遇到了“消费躺平”的问题，在国外则面临着美欧的坚决抵制。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严重，无法向世界转移，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社会经济危机的凸显：在当前的经济模式下，楼市泡沫、人口老龄化等危机已经显露并日益严峻，而现行的政策和体制似乎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