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观天下：李慎之否定“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推动启蒙”……“革命压倒民主”

20241005

李慎之，这位曾参与中共革命并亲历中国政治风云的知识分子，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中，不是李泽厚所讲的“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推动启蒙”，只可惜因为中国人对民主充满了误解，到最后坠入到“革命压倒民主”中。这种反思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中的重要抉择和思想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救亡到革命：李慎之的反思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救亡和启蒙的关系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其中“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成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说法。对此，李慎之认为，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相反，救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启蒙，所以“救亡推动启蒙”才是对的。例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出了民主的要求，争取言论自由和两党并立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抗战，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社会创造了较为开放的政治空间。

李慎之的反思更深入地揭示了“革命”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影响。他指出，四十年代的中国，真正压倒民主的并非救亡，而是革命。左倾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追随共产党，他们头脑中的民主理想早已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所取代。这意味着，在他们心中，革命的价值远高于民主，他们接受并推动的是苏式的革命道路，而非英美式的自由民主。

革命与民主：左倾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误解

李慎之指出，当年的左倾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是含混不清的。许多人虽然高喊民主，但他们真正认同的是“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而非普世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他们把延安视为“民主圣地”，将苏联当作民主的典范，忽视了真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政治自由和制度约束。

当年中国的问题在于，许多中国人还不只是对民主不够了解，而是有严重的误解。许多人自以为高明，对西方的民主还很是看不上。连孙中山都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中共创建人陈独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阶级性，批判现有的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鼓吹社会主义民主，鼓吹无产阶级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

左倾青年既然接受了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概念，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民主的样板。同样顺理成章的是，左倾青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当作了民主圣地。李慎之写道，在当年的左倾青年看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经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经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它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

这种误解导致他们在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认为“民主”已经实现，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新民主主义”正是以苏联为模板的体制。然而，这种“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体制、极权体制，根本不具备真正民主的要素。

中共的两套语言与两套纲领

李慎之还进一步指出，中共实际上有两套语言和两套纲领。一套是对内的意识形态语言，一套是对外的统战语言。对内，中共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教育和灌输其主张；对外，则使用统战语言，借用对方的概念和逻辑，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历史的先声》一书记录了中共当年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宣传自由民主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写给国统区的人看的，是为了争取中间派的统战语言。在这些文章中，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当然并不真正信奉这些价值。

李慎之指出，当时的左倾知识分子对这种两面性并不敏感，他们误以为中共所说的民主就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因此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共。

“革命压倒民主”的历史结果

李慎之总结道，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的价值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心中本来就远不如革命重要。最终，“革命压倒民主”，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左倾知识分子对民主缺乏正确的理解，更因为他们充满了认知上的误解，认为通过革命能够实现更高的乌托邦社会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他们便误认为是民主的实现。

李慎之的反思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强调，当年的左倾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被欺骗，而是在自己的糊里糊涂以及一种错误的理念引导下自愿追随了革命道路。这种深刻的自我反思，展现了李慎之对历史和自身经历的诚实态度。

赵晓评论：认知是最大的监狱。人若不在真理的认知中，如何能得真正的自由呢？李慎之的反思提醒我们，理解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更需要深入探究背后的思想演变和价值取舍。中国如何往前进步，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仍然是中国人的觉醒：在灵魂上向基督的信仰觉醒，在理念上向真理的认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