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
作者：映光
“嗨，裘德，你为何哭泣
灼痛的眼睛，冰冷的泪水
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
只有几首歌 你常唱的歌
你的歌喉 发出优美的歌声
告诉了我们不幸背后的真实……
除了听你唱，我无能为力，
愿上帝惩罚我，
没有你那样引吭高歌的勇气…”
21年后，65岁的库碧索娃应哈维尔之邀，站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阳台上，准备为汇聚在此的50万游行群众演唱捷克国歌：《何处是我家》。没想到人们一看到她出现，便热泪盈眶地齐声高喊：《嗨，裘德》。
库碧索娃回应：“太久了，我已经忘记歌词了。”她确实已经太久没有歌唱了。人们却高呼：“我们记得，我们告诉你。”
就这样，数十万人与她一起重新唱起了《嗨，裘德》，歌声萦绕在布拉格上空。
这是1989年11月22日，两周前，柏林墙轰然倒下，两德完成统一，捷克爆发“丝绒革命”，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独裁政府下台。两天后，雅克什辞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
库碧索娃出生在捷克南部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家庭，少女时代曾因加入风靡一时的偶像组合“金色儿童”，而跃升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明星。
在英美摇滚乐被禁止在捷克公开传播的铁幕时代，库碧索娃率先翻唱了大量The Beatles的歌曲，《嗨，裘德》即改编自《Hey，Jude》，代表了渴求自由的人们的心声，被广泛传唱。
1968年8月20日晚，几十万苏军侵入布拉格，库碧索娃积极参与反抗侵略的暴政中。她带着一盘磁带来到广播电台，播放由她原创的首支单曲《玛尔塔的祈祷》，捷克人看似被利维坦一般强大的战争机器的铁蹄征服了，但渴望自由的歌声，却在被苏联坦克占领的街道上持久回响。
“让和平继续与这个国家同在
让愤怒、嫉妒、仇恨、恐惧和挣扎消散无踪
现在，那曾伴你风雨却逝去的时代将再度回来，我的人民，它将回来
云正慢慢游走，远离天际
每个人都在勤于收获
让我的祈祷对着众人的心这么说
不要像晚霜下的花朵，被苦难时刻所灼伤 ……”
这首歌此后被称作非官方的捷克国歌，但库碧索娃亦因此付出沉痛代价，她从此被终身禁止演出，并在哈维尔入狱后，勇于担当《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而被多次逮捕、审讯，直到21年后的布拉格广场。
走在布拉格广场，鸽子悠然地在阳光下扇动着翅膀，我远眺库碧索娃的阳台，想象那一年，万人合唱《嗨，裘德》的壮观场景，不知为何，泪水一直在涌动，却始终没有落下。
也许，是为以哈维尔、库碧索娃和米兰·昆德拉等知识分子为首的，捷克那一代理想主义践行者，付出一生所有，而终在忍耐与期盼中，推翻铁幕而感动。
也许，是由此想到，相形之下，这个国家却仍徘徊在历史周期律的迷途中，深陷在塔西佗陷阱里，而理想主义者们，却死去了，知识分子，也消亡了。
浅谈一下捷克的历史。
152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吞并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将其合并为帝国下的一个行省。1617年，斐迪南二世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因一战失败而瓦解，捷克斯洛伐克才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二战前，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奉行绥靖政策，纵容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期间，苏联与捷克结盟。
1945年，巴顿将军的前锋部队离布拉格只有两个小时的行程。5月7日，美军特使密会当时领导抵抗运动的捷共领导人斯姆尔科夫斯基，只要他同意，美军次日即可解放布拉格。
斯姆尔科夫斯基则做出了一个让自己，也让捷克人民随后付出了44年惨痛煎熬的决定：我们要等苏联人来解放。
在1968年，捷共内部的改革派上台之前，捷克国内的计划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铁腕书记诺沃托尼在50年代进行了政治大清洗，无数人蒙冤待雪；斯洛伐克也不断提出独立的主张……特权阶层肆无忌惮，腐败盛行。
1967年10月，忍无可忍的青年学生走上布拉格街头开始抗议，虽然遭到无情镇压。
1968年1月，杜布切克接任总书记，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逐渐废除权力集中制、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国家改为联邦制允许斯洛伐克自治、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和西方国家开始交好、废除新闻和艺术审查制度、允许人民有迁徙和旅行的自由……
这场改革被称作“布拉格之春”。
著名异见分子如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积极支持改革，就连“老革命”斯姆尔科夫斯基也转变立场，坚决支持改革派。他甚至说：我看不出苏联人和纳粹有什么区别！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纠集华约60万大军，6300辆坦克入侵捷克。为避免人民流血，面对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杜布切克放弃抵抗。他随后被逮捕，押往莫斯科。米兰·昆德拉等知识精英则被迫流亡海外。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巴拉夫为抗议苏军入侵，在布拉格著名的温赛斯拉斯广场举火自焚。此举也点燃了布拉格的愤怒，大量的市民们用吐口水、扔手帕、席地静坐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前后共有108名布拉格民众在抗议中被害。仅仅持续了6个月的“布拉格之春”黯然落幕，迎来的是漫长的“苏维埃之冬”。
1974年3月，一千多名歌迷千里迢迢来到布拉格地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将要演出的小镇。但他们发现警察守候在那里，他们被当作畜生一样地塞进破烂的开往布拉格的列车。回到布拉格，有6名学生被正式逮捕，十多名学生被驱逐出学校。
1976年2月，“宇宙塑料人”再次举办了“第二届第二文化的音乐节”，这次取名为“疯子的婚礼”，疯子是乐队主唱伊万的绰号。结果27名音乐家和他们的艺术家朋友被逮捕，100多名学生被审讯。
哈维尔为首的知识精英遂发起签名营救运动，呼吁切实落实捷克宪法中的公民权，共有2000多人签字，史称《七七宪章》。
1979年，哈维尔因发起《七七宪章》，被以“颠覆共和国”的罪名被捕入狱。
“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最初受到了美国先锋摇滚“骨灰级”乐队“地下丝绒”的鼓舞。他们最初听到“地下丝绒”的专辑《白光白日》，正是哈维尔从美国带回来的。
“宇宙塑料人”还翻唱了The Doors和Frank Zappa等乐队的歌曲。乐队的名字就来自Frank Zappa的曲子“塑料人”。
苏维埃之冬期间，在库碧索娃和甲壳虫等西方摇滚乐无法再在媒体上出现的岁月里，在布拉格“地下”广泛兴起的“车库摇滚”，是继续影响新一代青年，对抗强权，表达自由的重要方式。
1988年，因肺病提前出狱的哈维尔并未妥协，再次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1989年，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发动“丝绒革命”。又被称作“天鹅绒革命”。
丝绒一词亦源自“地下丝绒”乐队，这支乐队最著名的一张唱片封面，是由后现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绘制的一根香蕉。地下丝绒乐队主唱娄·里德（Lou reed）与鲍勃·迪伦一样，是对摇滚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殿堂级艺术家，但他在组建地下丝绒乐队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的音乐，也影响了一个国家。
“丝绒革命”代表一种非暴力的和平变革，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
1990年，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在捷克几百年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中胜出，哈维尔出任总统。但哈维尔并未对曾迫害他入狱的前捷共政府要员发起报复性的清算，而是通过了“宽容法案”，对一切既往不咎。
哈维尔说：“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哈维尔是一位非典型的政治家，因为与总统这一身份相比，他是一位在思想界有更深远影响的哲学家。但他同样是一位非典型哲学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不是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们的严密论证和逻辑推演，也不是后现代派渐于接近东方的玄学。
哈维尔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图将一种人性的尺度、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就像批评他的人说的那样，他总是试图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道德和政治。
哈维尔认为，“政治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自由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
哈维尔的另一个重要哲学主张是“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实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
尽管哈维尔曾以荒诞派戏剧家闻名于世，但哈维尔更关注现实，重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从虚伪向真实的回归。
米兰·昆德拉曾说，“如果说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预言家的话，那么铁幕时代的独裁者胡萨克，就是这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创造者。”
而哈维尔则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的终结者。
在即将离开布拉格的时候，静坐在查理大桥下，望着徜徉在伏尔塔瓦河畔的天鹅。我知道为何一直如此深爱着这座城市，甚至，临终前，再去看一眼布拉格，始终在我的遗愿清单中。
这是一座像天鹅绒一样柔软的城市，却也像城堡的岩石一样坚硬。
这是一个在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法西斯和前苏联的铁蹄下被反复蹂躏的城市，却始终保持着文艺、浪漫气质。
这是一座孕育了卡夫卡、穆夏、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克利马的城市，他们向我们证实了源自心灵的思想、文学和艺术的力量，以及源于基督精神的忍耐、宽容的力量。
在库碧索娃的歌声中，那在铁幕下的城堡无声地坍塌了。
